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
久雨初霁之类，本是人们咏熟了的应时写景诗题，但到了李觏笔下，却能振聋发聩，刻意创奇，兼有古硬清新之美。
诗人抓住了人们苦于久雨、亟盼新晴的特定心理，深入体察，表现出新的境界。先写积阴为患，阴雨不断，使人唯恐沉绵阴雨不可摆脱，以点出题面的“苦”，为下句的“惊”蓄势。苦雨一朝散去，令人喜出望外，使人们感到惊讶，大自然挥手之际便可以雨去晴来。积患既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轻松愉快，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下一联“天放旧光还日月，地造浓秀与山川”，就接写造化之功：这里不说日月重光，而说把旧光还给了日月；不说山川增秀，而说造浓秀付给了山川。这种拟人写法，把天地造化写活了。此联虎虎有生气，“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语）。接着一联，具体写景，转向精细入微的刻画，诗人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感受，主要体现在初霁时的景象转换和感觉变化。车声、果味，一为听觉，一为味觉，再加上上联的光影色彩，使初霁的境界全出。人们欣悦之情不言而喻。而最后一联，却又峰回路转，再出一层意思：“寄语残云好知足，莫依河汉更油然。”诗人从人的心情说，苦雨太久，心有余悸，担心新晴不老，旧雨重来，因此寄语残云：该知足一点了，可别靠着天上河汉的水势，再来油然兴云、沛然作雨，破坏这美好的晴光。这一结束，语重心长，深得抑扬顿挫之妙。
这首诗在炼字上很见功夫。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这首诗中的“活”、“全”等字，虽然平常朴素，但却十分精彩。“车声活”的“活”字，圆转流利，表达出一种愉快感，它与原先车轮在泥泞中带水拖泥的咿呀之声，形成对照。“林薄初干”（林薄，指茂密的丛林草木），叶上初阳消宿雨，果味尝来，很是鲜美，着一“全”字，不坐实，不说死，但用来恰到好处。像这样的炼字法，很值得玩味。
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