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
这是一首饶有理趣,借题发挥的警世诗。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描写牧童自在自得的神情,悠然牛背上,短笛信口吹,宛然如画。牧童骑着牛儿,从前村慢慢走过;吹着笛儿,笛声在田间随风飘悠。“骑牛”与“吹笛”,生动地描摹出牧童洒脱的形象、悠闲的心情:同时,诗人把牧童放在“村”与“岸”的背景上,使画面境界外阔,显得“野”味浓郁。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即事论理,拉出逐利争名、机关算尽的“长安名利客”与悠然自得的牧童相比。有多少在官场上争名逐利的庸人,费尽心机,其实不如牧童自在快乐啊!在一贬一褒之中,表露出作者清高自赏、不与俗流合污的心态,同时也在赞美牧童。
该《牧童诗》与《红楼梦》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悠闲自得,吹笛牛背,早出晚归,不愁食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自然既飘逸而又理想,可惜在黑暗的制度下,只不过是文人学士们的“空想”之一。
首二句“为向东坡传语,人玉堂深处”,以明快的语言,交待他“玉堂(翰林院)深处”,向黄州东坡表达思念之情,引起下文。这两句的语气,十分亲切。苏轼心目中,黄州东坡,俨然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思念之意才如此殷切。
次二句“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是“传语”的内容,是苏轼对别后黄州东坡的冷清荒凉景象的揣想。先设一问以避免平直。有此一问,便曳生姿,并能引出下文。“雪压小桥无路”,仍承上句带有问意,似乎是说:别后有没有人来?是雪压住了小桥,路不通吗?以景语曲折表达之,既富于形象性,委婉深曲。是与否之间,都表现了对别后黄州东坡的无限关心。
末三句“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紧承上意,亦是“传语”的内容,表达归耕东坡的意愿。“归去,归去”,直抒胸臆,是愿望,是决定,是决心。“江上一犁春雨”,是说春雨喜降,撬犁地春耕,补充要急于“归去”的理由,说明“归去”的打算。“一犁春雨”四字,使人自然地想起他所作《江城子》词“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的意境。“一犁春雨”四个字更是“皆曲尽形容之妙”,妙就妙捕捉住了雨后春耕的特殊景象,情感轻快。
作为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颇多气势磅礴之作;但他一生中也有很多淡雅清秀的词作,显示了东坡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这首《如梦令》便代表了苏轼创作清淡的一面,词中不设奇险之语,清新淡雅而自然。
这组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诗首句“将军作镇古汧州”,点明此诗颂扬的对象,下面二句诗即介绍了将军担任镇守之职后,古州出现的繁荣景象。诗人着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节气和清夜的丝管,使人感到这里不再有边地的荒凉,不再有边地的战火气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水腻山春节气柔”,水腻,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态,和夏水的汹涌浩荡有别。用“腻”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诗人的赞美之意。“山春”二字简洁地描绘出群山万壑山花烂漫的无限春色。节气柔,是说节气柔和,风雨以时。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丽的春光,则正是“节气柔”的结果。这是总写春日白天的边镇风光。入夜以后的边镇,又是一番景象。诗人只用了“满城丝管”四字来描绘它,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丝管之声不是只从高门大户中传出,而是大街小巷满城荡漾。一个“散”字用得极妙,把万家欢乐,没有边警之扰的景象烘托了出来。丝管之声发自“清夜”,又说明边镇在欢乐中清静而有秩序,虽然欢乐,却不扰嚷。因此,地虽是“穷边”,景却是美景。难怪从内地来的客人看到这种春意盎然、歌舞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这是边塞之地。这种太平景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作镇”的将军。但是诗人却没有对将军致边地于太平之功直接赞美一词,只是把赞美之情暗含于对美景的赞扬之中,用笔显得非常委婉。结句写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说誉词。“行人不信”,似乎是作为客观现象来写,其实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包括诗人自己。那种由衷的赞美之情写得蕴藉有味。
第二首诗描绘的也是一派太平景象,但这太平景象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而是将士们长期英勇守边的结果。如果不是“箭利弓调四镇兵”,就难以实现“蕃人不敢近东行”,当然“沿边千里浑无事,唯见平安火入城”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表现出了将士守卫边疆的功劳,表达了作者对守边将士的由衷赞美之情。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