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写词人把白鹭招来，郑重其事地告诉它：溪里的鱼儿悠然自得，供人游赏，令人愉悦。我爱惜你白鹭，你白鹭也应爱惜游鱼，不要去吃它们，要欣然相处。表达了对游鱼的爱怜，抒发词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热爱。下片写词人对“虾”“鳅”之类的厌恶。全篇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与白鹭的对话，对鱼儿和虾鳅不同态度的对比，表现出词人爱憎分明的态度。
起句直呼溪边食鱼儿的白鹭，要它前来听自己的劝告。以下词人的劝告说服，藏有数个曲折。他先动之以情，说溪中的鱼儿已经寥寥可数了；再晓之以理，要它体谅主人的心意，推己及人，与溪中的鱼儿泯去物我，浑然相处。这种物我的浑然一处，正是词人在隐居生活中感悟到的理想生存境界。但是，他虽然强调物我浑然，却并没有泯灭美丑与善恶，不然，物我浑然就变成了和稀泥的庸夫哲学。下片他接着劝告白鹭，但在情意上有所转折：他由眼前溪边而想到远浦别渚，由清美的鱼儿想到泥沙中无数舞动的虾鳅，诱导白鹭去那里饱食美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想象饱食归来的白鹭形象时，简直把它设想成了一个头上白羽飘飘的斗士，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虾鳅”的厌恶。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词中的鱼儿和虾鳅成了善类和恶类的象征。而他爱恨分明、疾恶如仇的样子，也很像写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杜甫。这使得此词虽似随兴写成，但却有一定的寓意。
这是一篇对白鹭的箴言，其中抒写了词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一腔无可诉说的幽愤，颇有深意。上片以祈使句作开场白，以下便是对白鹭的谆谆教诲：先指出“鱼儿堪数”的现实，然后提出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词人以命令而强迫的语气说：“要物我、欣然一处”，既是他倔强不屈性格的表现，又是他无力抗争、姑且如此的想法的流露。下片意境拓宽，指出寄情自然的志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而末两句看似放达，实则辛酸，满含一腔孤愤。词人表现出一副麻木不仁、超然世外的模样，对世事根本不理不睬，无知无觉，其实是理想破灭后，对现实彻底绝望后的心志灰冷。这种情感在词中表达得深沉蕴藉。
这首词构思荒诞，但其中藏有天真的生活趣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在结构上，以人劝鸟构筑全篇的基本骨架，形式上虽打破了词上下片分段的常态结构，但上下片在意思上实有所转折。全词语言通俗，口语化，毫不雕饰，一改辛词中大量用典之风。通篇运用拟人手法，读来大有深意。
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