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是一首触景伤情的感怀之作。岘山是襄阳名胜，孟浩然于此吊古伤今，感念自己的身世，再度抒发了感时伤怀的这一古老主题。
首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至朝代更替，小至一家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是在不停止地变化着，没有谁没有感觉到。人类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今天的一切很快又会成为过去，古往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永在无情地流逝。首联两句凭空落笔，似不着题，却流露出诗人的心事茫茫、无限惆怅，饱含着深深的沧桑之感。
颔联紧承首联。“江山留胜迹”是承“古”字，“我辈复登临”是承“今”字。“胜迹”，是指山上的羊公碑和山下的鱼梁洲等。作者的伤感情绪，便是来自今日的登临。登临岘山，首先看到的就是羊祜庙和堕泪碑。羊祜镇守襄阳颇有政绩，深得民心，他死后，襄阳人民怀念他，在岘山立庙树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诗人望碑而感慨万分，想到了前人的留芳千古，也想到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免黯然伤情。
颈联写登山所见。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的景物，提炼出来，既能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伤感。“浅”指水，由于“水落”，鱼梁洲更多地呈露出水面，故称“浅”。看到鱼梁洲，自然会联想到曾与司马徽、诸葛亮为友，数次拒绝刘表延请的隐士高贤庞德公。“深”指更远处，一望无际、辽阔广远的云梦泽展现在眼前。天寒水清，冷气阴森，更感湖泊之“深”。古代“云梦”并称，在湖北省的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后来大部淤积成陆地，今洪湖、梁子湖等数十湖泊，皆为云梦遗迹。在岘山看不到梦泽，这里是用来借指一般湖泊和沼泽地。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诗人登临岘山，深秋的凋零，不能不使他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眨眼又是一年过去，空怀才华却无处施展的慨叹。
尾联中“羊公碑尚在”，一个“尚”字，十分有力，它包含了复杂的内容。羊祜镇守襄阳，是在晋初，而孟浩然写这首诗却在盛唐，中隔四百余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是多么巨大！然而羊公碑却还屹立在岘首山上，令人敬仰。与此同时，又包含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
此诗因作者求仕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岘山，凭吊羊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
该诗前两联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诗的前四句，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后两联既描绘了景物，富有形象，又饱含了作者的激情，使得它成为诗人之诗而不是哲人之诗。“湮灭无闻”正是对诗人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倍感悲伤，不禁潸然下泪。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感生命之短促，表达怀才不遇之悲伤。同时，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动人，以平淡深远见长。清沈德潜评孟浩然诗词：“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这首诗的确有如此情趣。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