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咏陈后主亡国之事。
上片写城池依旧，江水空流。“七尺青丝”二句，是描写陈后主所宠爱的张贵妃之美色，以揭示后主贪色亡国的历史事实。
下片写陈亡国后，美人如玉英凋落，再也无人欣赏她了。结尾三句是说野棠花繁盛似锦，还如当年，而人事已非，只是教人怨叹。《栩庄漫记》：“《后庭花》二首吊张丽华，词意蕴藉凄怨，读之使人意消。”
这是小说人物林黛玉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颔联写海棠花的白与洁；颈联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尾联写相思之情，与首句遥相呼应。林黛玉借咏颂白海棠，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全诗采用了比喻、象征、拟人、设问、神话传说和直抒胸臆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全诗生动活泼，风流别致。
林黛玉这首《咏白海棠》与薛宝钗淡而不露的风格不同，此诗淡化了现实的外部环境，突出了诗人的主体形象，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首句写看花人。“半卷湘帘半掩门”，看花人与花保持着一段距离，这就为下文写看花人的想象提供了条件。看花人从房内望去，看到白海棠，得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白海棠的高洁白净，由此想象到，栽培它的该不是一般的泥土和瓦盆，“碾冰为土玉为盆”，从侧面烘染白海棠的冰清玉洁，想象别致。无怪乎此句一出，宝玉便先喝起彩来：“从何处想来！”
颔联直写白海棠，写来对仗严谨，而又天然工巧。最难得的是它不是苍白地写白海棠的白净，而是说它白净如梨蕊，这就在白净的颜色上突出了其高贵品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出其有梅的精魂与风韵。“偷来”、“借得”的说法，更增添了诗句的巧妙别致。在林黛玉笔下，白海棠绝没有世俗的污浊，却有梨蕊的高洁、梅花的傲骨。白海棠的这种精神品格，其实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体现。众人看了，感受到的当然是“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颈联则紧承上联，以比喻笔法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以月宫仙女缝制的白色舞衣作比喻，形容它的素白，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它的美好形态。“秋闺怨女拭啼痕”，同是比喻，感情却有变化。秋天萧瑟，又是深闺怨女，并且在“拭啼痕”，虽仍写海棠的高洁白净，带有愁戚伤感的感情色彩。这当然又是林黛玉的“别一样心肠”，写来只是“不脱落自己”（脂评），是林黛玉乖僻孤傲、多愁善感性格的流露。
尾联，笔墨重又回到写看花人，写来情景交融，娇羞默默。倦倚西风、欲诉衷肠的既可是花，也可是人，看花人与白海棠完全融为一体。不过重点应落在看花人身上。林黛玉是在托物抒情。从章法上说，“娇羞默默”、“倦倚西风”，与首句的“半卷湘帘半掩门”相呼应，照应开头，结束全篇，结构完整。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上两句感情的必然发展。它从形神两方面写出看花人亦即林黛玉的内心世界，把她寄人篱下、无处倾吐衷肠的感伤情绪刻画得极为深刻。由于林黛玉紧紧把握住了看花人与花的感情联系，诗中景中有情，情由景生，意与景浑，白海棠的形象成了林黛玉自身的象征。
林黛玉的这首诗不仅是风流别致的，亦是含蓄浑厚的，只不过白海棠形象的内涵是林黛玉鄙弃世俗、纯洁坚贞、乖僻孤傲的性格。这一点宝玉看到了，所以他对“潇湘妃子当居第二，含蓄深厚，终让蘅稿”的评论不服，提出“蘅潇二首还要斟酌”。其实，李纨、探春也是感受到了潇湘妃子诗内所含的意趣的，只是评价标准不一，她们只能推崇薛宝钗诗中那端庄稳重的形象和那种欲报皇恩、候选才人而又故作淡雅的含蓄浑厚，而不欣赏林黛玉的这样“风流别致”。这也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谋”罢了。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此诗先说自己才华平庸，喜欢如孤云般自在，如和尚般清净，表达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意趣；然后写自己临上任前对长安的不舍，回望唐太宗的昭陵，表达了想出守外郡为国出力，又不忍离京的忠君爱国之情。全诗以登乐游原起兴，以望昭陵戛止，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