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此诗作于诗人初离朝廷之时，写诗人登高望远，看到天地广大无边，群物被霜而秋，从而想到光阴飞逝，荣华似群，人生短促，身世飘摇，贤愚颠倒，最后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悲叹。全诗感慨朝政昏暗，贤愚颠倒，世路艰险，表现了诗人老大无成，决心归隐的愤懑之情。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四句乃登临所见之秋景。茫茫天地间，但见严霜覆万物，西风吹荒野，道不尽景象的浩大空洞与苍凉萧索。这景象，既是大自然深秋的画面，又是社会冰冷的写照。诗人不仅身寒而且心寒了。
第五、第六句，说明他遭遇的不顺逐。他在41岁的时候，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初始心情兴奋，想有一番作为，但值玄宗后期，政治日趋腐败黑暗，贤能之士屡遭排斥、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对黑势力不能阿谀奉承，因而遭谗言诋毁，在长安不满2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故发出以上2句诗。此2句也可看出他不艳羡荣华富贵。
第七、第八句，说明他不顺逐的际遇是因“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所致。“徂辉”即落日之余辉，这里暗喻朝政不明。“浮云”，喻谗毁他的恶势力。
第九、第十句，进一步说明当时朝廷用人不当的现象。“鸳鸯”是传说中高贵的鸟类，“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枳棘”乃两种多刺的恶木，非“鸳鸯”所能息止。然而，“鸳鸯”竟栖身于此，与得意的“燕雀”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诗人以此上下错位的现象比喻君子失所，小人得志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本身所遭遇到的正是有才而不得善待的情况。
第十一、第十二句，说明诗人无奈及无能为力的心情。他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只好归隐，同时自由地吟唱《行路难》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归去来”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剑歌”，指孟尝君食客冯欢因未被重用曾弹剑而歌意欲离去事。它们已成为封建社会失意者的精神武器。诗人李白即以此为武器，准备拂袖而去了！《古风》（其三十九）与《行路难》是李白的同期之作，但风格迥异。《行路难》直率激越：愤不遇，则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信心，则狂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气质和李诗的主要风格。《古风》（其三十九）则显得含蓄婉曲，感情和缓。与此诗风格及内容最为相近的是《古风》（其五十四）皆为：愤不遇。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沉郁而又奔放的感情，隐微而又显豁的比兴。诗中描写那风霜肃杀的寒气，“浮云”、“徂辉”的昏暗，“燕雀”、“鸳鸾”的反常，无不笼罩着一种沉重郁结的压抑；而那“登高”远望的气概，“漫漫”天地的胸襟，“流群”、“波澜”的感喟，慷慨悲愤的“剑歌”，仍然掩盖不住浪漫主义“诗仙”的一腔豪气。清人沈德潜说：“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诚然此诗不似其它作品那样矜才使气，放浪恣肆，而是沉郁之中仍带奔放，压抑之下不掩豪气。
通篇多用比兴象征，但又不像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那样“文多隐蔽”，“难以猜测”，而是“微而彰”，“婉而丽”，讽刺的深意埋藏在连翩而来的物象之中，可谓深得风雅之旨。其次，此诗虽属古风，然多用对句，如“霜被”与“风飘”二句，写尽天地空间；“白日”与“浮云”二句，概括昏君奸佞；“梧桐”与“枳棘”二句构成贤愚对比。虽平仄不拘，而事类颇对；虽时用典故，却信手拈来，自然无迹。凡此，皆有“清群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不功而工”之妙。
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