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

　　此词融情入景，以景语始，以景语终，在层层铺叙、描写中表达了伤离怀旧的心绪。明董其冒《评注便读草堂诗馀》谓此词：“因观景物而思故人，伤往事且词调洒落，托意高远，佳制也。”开头三句：“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一片碧水放出了冷光，寒气袭人，不觉惊叹时序变迁之速；又有几片黄云在逐渐凝聚，掩没了微弱的阳光，大地呈现出苍茫的暮色，台阶上堆积着零乱的黄叶。浓重的衰飒气氛，烘托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境。“惊”、“凝”二字集中地表现出词人对一片萧瑟景象的主观感受，加重了所写景物的感情色彩，反映出他的凄苦心情。“黄云”一句，语本于李义山诗“秋风动地黄云暮”，而着一“凝”字，就比原句显得沉着有力。“洞房人静，斜月照徘乱。”“人静”，而词人不静，他心思潮涌，在斜月照耀之下，徘乱不定，陷入了沉思之中。“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这几句不是泛泛地点明时序，而蕴蓄着很深的感慨。九月，正是“授衣”的秋日。飘泊异乡，秋天日暮听到砧杵声时，很自然地会起故园之思，而对于接连遭受政治排斥的词人来说，当这种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鼓时，他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凉：时光在一年一年地消失，而苦恨何时能休！“又是”二字尤极委婉之致；“催”字，写尽哀痛之切。“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在写景中透露出怀人的情思，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这几句是从唐人李益诗句“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化出，易“动”为“摇”，写出了竹影扶疏的风神，同时也反映出对故人的情意。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几句紧承上片结句，婉转地表达出在遭贬谪以后的生活历程和伤离怀旧的情绪。宋哲宗绍圣初年，章惇等人执政，以苏轼等为核心的所谓“元祐党人”，横遭贬斥。险恶的政治风浪，冲散了的友好亲朋，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的。人情反复，世态炎凉，在贬谪中不会有什么新欢，即使有，也会很快失去；生平故旧，或存或亡，即使存者，也天各一方，对于往事还能想些什么呢？只有怅惘而已。“新欢易失，往事难猜”两语浓缩了词人的千愁万恨，低回欲绝，不失婉约词风。

　　菊花，是秋天的花，它的盛开，表明了时序已到了深秋。“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忽然向花发问，此问虽奇，但亦有本依，唐人《惜花》诗说：“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尊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大概是最早的开了问花之风。秦少游的老师苏东坡，在《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一诗里说：“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足见在诗人眼中花是有感情的，它可以专为某人而开。东坡又在《述古闻之明日即至坐上复用前韵同赋》诗里说：“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不仅问了花，而且花还作了回答。秦少游把问春花改为问秋菊，不止是为了表明时令，和下边几句联系来看，它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是一句久经苦难的词人的肺腑之言，中间蕴蓄着词人的无限辛酸。这几句和上边两句初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是紧密相连。从词人的发问语气里可以判断出他已无心赏花，无心把盏，因为即使吃醉了酒，也解不了愁，“酒未醒，愁已先回”。就这样，把黄花与酒以及解愁与否联系起来，感情跌宕，喷涌而出，步步进逼，最后说出一句最深挚、最动情的话：酒敌不过愁。这样的回肠荡气的词境，在婉约词人中很少能够达到。

　　歇拍三句“凭栏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以景语作结，回旋不尽，产生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全词上片怀旧，以景语开篇，下片伤离，以景语结情，景语情语，丽雅工致，情韵兼胜；层层铺叙，步步迫近，委曲婉转，凄切动人。从此词可以看出：少游词以“情韵兼胜”而为世人传诵。他的“情韵兼胜”的艺术风格是在景物描写中展现的。少游的词作，写景而情在其中，一切景语皆情语，善于融情入景，既显豁，又含蓄，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这首《满庭芳》，即鲜明地体现了秦词的艺术特色。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谢枋得此诗，抓住了杜鹃鸟啼声的这些特点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其最成功之处在于用望帝的传说来抒发自己彻骨的思归之情，并把这种情绪描绘得缠绵往复，回肠荡气。

　　作者在二十八字的短短篇幅里，高度地集中题材。全诗紧紧围着一个人（作者自己）、一种物（杜鹃）、一件事（归）展开。仅从字面上来看，四句中有两句出现了作者自己，两句出现了杜鹃鸟，三句出现了“归”字。进一步研读，还发现其实四句都没有离开这人、物、事三者。这种反复吟唱的写法，类似民歌中的复沓，仿佛仍有“杜鹃催人归，我归，我归，我归……”的旋律不断萦绕耳际，律感强烈，引起共鸣。

　　全诗的结构也十分巧妙。诗的开篇先用杜鹃催归起兴，并连用“日日”二字，足见此鸟之殷勤多情，好像在说物有情而人无意。但接下来次句却说，我的归心如此急切，可惜无人知道，当然，杜鹃也是不理解我的。这样一来便使起兴鹃鸣反倒成了铺垫，从而把作者思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三、四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人与杜鹃之间形成直接联系，用人向物发问的方式表达作者对归期的盼望和对可能出现的永无归期的忧虑。

　　通观全诗，这种由物（劝归）到人（思归），再由人（问归）到物（预示归期），最后仍然归结到人（归期何时）的结构方式，在人、物、事三者之间构成循环不断的关系，极符合作者所要表达的缠绵不绝、难解难断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写诗客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客以不得志的客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客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客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三层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客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客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客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客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客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客，折客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客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客，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客。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客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客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古客多因柳树而念别。“家客折断门前柳”，通过家客的望眼欲穿，写出诗客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客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客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客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客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客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客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客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客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客、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注：原文见作品注释。）“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客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客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客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客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客，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客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客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诗中涉及两个古客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的话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李贺式的锦心绣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