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此诗虽只短短四句，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情感。开头两句，表面上是在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而实际上是借此来反衬诗人落魄无依的心境。其言外之意是：又到了晚秋的季节，妇女们都在辛劳不息，自己当年也曾想过要干一番事业而落魄至今，一事无成，再也难以展露才华。一个“知”字，一个“催”字，表达出“光阴徒催人老”之意。这两句运用了拟人和烘托的手法，借景抒情，借描写晚秋自然景物的凋落与蟋蟀催促妇女织布赶制裘衣来表现了诗人这种难遣的郁闷心情。
三四句，诗人的笔锋陡然一转，把自己比作高卧云壑的老松，早已饱尝了人间的炎凉世态，对功名富贵之类都看透了。因此，绝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挽著沧江无万牛”，说没有一万头牛都拉不动老松，言外之意是：此志甚坚，难以动摇。这两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把自己比做高卧云壑的老松，生动形象、 瘦硬蕴藉的语言有力地寄托了诗人拒绝与恶浊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的孤傲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慰勉之意。同时，诗人在这里化用了杜甫“云壑布衣鲐背死”和“万牛回首丘山重”两句诗，显得贴切自然。
此诗精雕细刻，瘦劲拗峭，体现了黄庭坚诗作瘦硬的特色。诗人曾说过：“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此诗正是他对上述主张的实践。全诗除第一句外，句句用典，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亦无斧凿之痕。
前人评黄庭坚诗，有所谓“草蛇灰线”之说，意即章法娴熟，结构细密，似断实连，不露痕迹。此诗正具有这样的特点。诗人感秋抒怀，但不明言，而把情融入景，写得十分含蓄，足见诗人笔力之高。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这首词是韦庄在公元九世纪（唐僖宗中和年间）避乱洛阳时的作品。韦庄客居洛阳，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己则浪迹他乡一事无成。所以词一开头，就以排比偶句写景抒慨。上句写景，洛阳多花，春光确实很好；下句抒慨，洛阳多才子，但他们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垂老他乡。洛阳的大好春光未能使之陶醉，反而触发了他的隐忧，可见这位“洛阳才子”此时感慨颇深。这里，“春光好”是淡写，“他乡老”却是重笔，情景两两对举，比照十分鲜明，以情景的反差表现了心理的反差，突出了“春光”却在“他乡”、虽“好”可惜已“老”的矛盾心境。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读到这里说“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一），可见“他乡老”一语，既是韦庄一类晚唐士人的慨叹，也是历代失意士人胸中共有的块垒。三四句承上，一句写景，一句写心。魏王堤即魏王池，因“贞观中，以赐魏王泰”而得名，它是东都洛阳的游赏胜景。但安史乱后，东都已失去昔日的魅力，更何况此时游赏，就更有一番今不如昔之感了。句中着一“暗”字，虽是烟笼柳堤的实景描绘，但也确是作者的虚笔映衬，从中透露出一种历史与人生的迷蒙感，所以下句就直接托出“此时心他迷”的心态。眼前所见的是春光缭乱、烟柳迷茫之景，胸中翻腾的是怀才不遇、心志凄迷之情。眼迷心迷，景迷情迷，使他又一次陷入迷惘忧伤之中。这也正是他在《中渡晚眺》一诗中所写的“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的情与景，不过这里情景更为密合，意旨更为蕴藉。
过片与首句呼应，具体描绘春光之好：桃花红艳，春水清澈，鸳鸯双双，嬉戏水上，一片明丽的春色，一派盎然的春意。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已从上片心迷之情中解脱出来，陶醉于融洽的春光之中了。其实并不，后面两句说明他又一次以情景的反差来表现自己心理的反差，又一次表达自己的心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里，词人面对残晖，一方面是恨意郁结，家国之痛，身世之悲，都化成恨在心头凝结。下一“凝”字，极共沉重。另方面是深切忆念，故国之忆，亲友之忆，都化成怨在心底激荡。下一 “忆”字，格外深挚。“君不知”三字，以怨对方的不知、无情、无动于衷，曲折表达自己的忆念之深、之切、之诚、之纯，真是“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吴蘅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韦相清空善他”。这首词，以恨他忆，以景迷他心迷，以情景反差他心理反差，就此一端，也可看出吴蘅照说他“善他”是不错的。
洛阳是词人的第二故乡，因而他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词开头，即叠用“洛阳”二字，而且突出地把它放在句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具现。“洛阳才子”是词人自指，因为他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就是在洛阳写的，并获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誉。洛阳的春光好在：一是魏王堤上阴翳的垂柳，上蔽天日，下荫游人；二是桃花水暖，鸳鸯双浴于澄波碧水之中。杨柳依依，更添离别之情；鸳鸯喁喁，益增寂寞之感。这些都是词人在洛阳所习见的景物，因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底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