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的诗,往往纯粹说理,陈腐可厌,用语则俚俗不堪,常被后世攻讦。朱熹的诗,虽然也讲理,但经常能寄情于景,寓理于趣,清巧绵密,令人喜爱。这两首小诗,写乘舟在江中航行时的所见所思,第一首直书感受,富有生活理趣;第二首着意渲染山水,寄托坦荡胸怀,都是宋人绝句的成功之作。
第一首诗,重点在表现清晨醒来时的瞬间感想。起笔从未睡前写起。诗人乘着一只小船,航行在江中,晚上,下起了雨,他仍然披着蓑衣,站在船头,观望着夜景。船儿顶风冒雨前进着,天黑,什么也见不着了,他回到船舱睡,倾听着外面的风浪声,浮想联翩。前两句虽是直写经过,但颇多转折。“雨一蓑”,很鲜明地描绘出船在雨中行走时诗人的形态,大有唐张志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及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潇洒,反映出诗人随境而安,襟怀大度。同时,诗人晚上冒雨眺望,表现出对山水的迷恋,白天的景色之美也就不言而喻了。次句写满江风浪,换个角度,改用揣测语气。又以“夜如何”之“夜”与上“昨夜”之“夜”有意相重,可见诗人这时已不在船头,已经进舱睡觉。他在舱中,耳听风浪之声,因而发出这样的疑问;通过这一问,又点出入睡后风浪又加大了许多。三、四句说自己清晨醒来,赶快卷起篷窗往外看,见到两岸景色原来和昨天一样,依然满目是青山绿树。这两句承“夜如何”而来,看似不接,实际上接得很巧。“夜如何”包蕴着很广泛的意思,其中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这一夜的大风大雨,是否使昨天所见的秀丽景色改变了呢?所以诗接写醒来就忙忙地卷篷要看个究竟。这样一蓄势,答案出来后,我们更能体会到他见到青山无恙,绿树常青后的欣喜。这一心情,从“依旧”二字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同时,“青山绿树多”又遥呼首句他冒雨赏春的迷恋之感。
诗写的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常年旅行在外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诗人对风雨的坦然及对青山绿树经历风雨而依旧的赞叹,我们还可以寻绎出诗人所发挥的哲理:禁得起风吹雨打的人处变不惊,禁得起考验的人精神不磨,勇气常存,就如眼前的青山绿树一样。
第二首写青山绿水,小舟啼鹃,是第一首的延续。诗人在上首着重表现对青山绿树的赏鉴依恋之情,这首便从两岸青山切入。第一句描绘山的青,峰峦重叠,生机勃勃。“郁郁”二字写树,但只通过树阴的浓郁来表达树的茂密,避免了质直的描写。次句承上句“层峦”而来,引出江水,表明自己是乘舟在水中航行,写得很轻灵。“去无声”三字很值得玩味一番。首先使人想到舟船航行在水中悄无声息,又使人想到江水平静地流淌,悄无声息,还使人想到两岸的群山密林,也都悄无声息,诗人便被这寂静的世界所深深地陶醉了。通过前两句,呈现了一派和穆恬淡的世界,与第一首所写的满江风浪、漫天雨丝成鲜明对比,使人有置身画中的感觉,分外赏心悦目。
下半以问句作过渡,导景入情,接得很密,转得很稳。诗人面对着青山绿水,赏玩不尽,忽然一只小船闯入他的视线,冲破濛濛烟水,飘然远飏,打破了眼前的岑寂。这船引发了他的遐想,他不禁设问:那是谁的船?它要往何方?从这一问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已由对景物的热爱,转而羡慕起住在这里的人,从而勾起了他的羁旅情怀。由此,诗在末尾抒情,但竭力荡开,纯用景语作暗示,说两面山中传来了阵阵杜鹃的啼声。这样的表达十分含蓄,杜鹃的叫声是“不如归去”,他写杜鹃啼鸣,正是寄托自己离乡背井的愁思,但出语仍是那么的清绝,令人击节。
全诗前后两半的对比色彩很明显,前两句写静,山水寂寞,绿树葱翠;后两句写动,小舟冲破烟波,杜鹃应答酬和。这样描写景色,正隐示了诗人心情从恬静到激动的过程,使诗不是如一般的写景诗单独地停留在写景上。朱熹的诗就是如此,凡要表现一个内容,总要捎带上一些该内容以外的东西,同时往往又不肯明白地说出来。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