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词人写牡丹，多赞其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充满富贵气象。总之大都着重于一个喜字，而词人独辟蹊径，写牡丹的不幸命运，发之所未发，从而寄托词人忧国伤时之情。
上片首二句“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写牡丹的身世。姚黄魏紫在当时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这里单举姚黄，是以姚黄代名贵牡丹花种。“独步”二字，准确、简洁地说出这些牡丹的美丽和名贵。三、四句转写目前。芍药、琼花和牡丹都是天下名花，前二者虽经战火摧残，但仍近朝廷，常为词人咏歌。而牡丹命运独苦，沦落于敌人的铁蹄下，犹如昭君，成为朝廷孱弱的的牺牲品。这是对牡丹的同情，也是对朝廷当政者的怨愤。
下片“旧日步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描绘了国破家亡后中州的惨象，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牡丹的处境。盛世繁华时姚黄魏紫，倾国倾城；山河破碎中的一片焦土，牡丹也就只剩下与荒烟衰草，荆榛狐兔相伴的命运了。词人的忧国之心，离黍之哀，也通过这些形象的描写，得到充分的表现。文字极为精炼，含义极为丰富。“君莫说中州，怕花愁”蕴含着词人极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怕人说中州的惨境，并非怯懦，而是更翻进一层，说明爱中州之深，言明光复中州之心的迫切，也说明未能渡江驱敌的愤恨心情。在堂堂男子汉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南宋末年，词人那种不平静的心潮是不言而喻的。结句“怕花愁”，实则是自己愁不堪忍。而词人采用曲折写法，不仅能表现出惜花的深厚情意，而且也能引读者进入境界，仿佛与牡丹相对，见其愁态，而不能无动于衷。
全词构思精妙，对比鲜明，感情深沉，达意委婉。虽是一首小词，却做到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并且结构严谨，层层相扣。借咏牡丹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是与词人的一腔爱国热情紧紧相连的。感时伤世，寄情于花，充分表现了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时刻关注。
此诗首章从主人公拜会友人途中写起。一个处在上升时斯的新兴贵族，率领着众多仆从乘坐着戴星马拉的华车，去见朋友。车子跑起来，车声“邻邻”，如音乐一般好听，他仿佛在欣赏着一支美妙的曲子。正因为他有好心情，才觉得车声特别悦耳。最叫他得意的还是拉车的马，额头间长着清一色白毛，好似堆着一团白雪。白额的马，旧名戴星马，俗称玉顶马，是古代珍贵的名马之一。他特地点明马“白额”的特征，当然是要突出它的珍贵，更重要的则是借此衬托自己的尊贵。因而从开头两句叙述中，可以察觉到主人公的自豪与欢愉的情怀。紧接着三、四句便说自己已安抵朋友之家——这是一个贵族人家，非一般平民小户可比，未见主人之前，必须等待侍者的通报、传令。主人公如此说，无非是要突出友人门第高贵，突出友人的高贵，目的则在暗示自己也是有身份的。首章后两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自我标榜，可谓含而不露。
第二、三章意思相同，说主人公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头两句借当时民歌中常用的“阪（或山）有×，隰（或泽）有×”的句式起兴，以引出下文，在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坐”表示亲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一见面，就在一起弹奏吹打，亲密无间。主人一再劝告着：今日会面要尽情欢乐，转眼间我们就会衰老，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这里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与东汉《古诗十九首》中说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话很相似，它们之间也许有着相承的关系。此诗“今者”两句尽管情调有点消极，但放在朋友间相互劝乐的场合，坦露襟怀，以诚待友，在酒席上流露出的人生短促的感伤，本可以理解，不必非要斥之以“腐朽”“没落”不可。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