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上片首先描绘的是一片大好春光。阳光普照下，触目所及处，园林草木青翠，红花满地。啼声清脆的流莺在人们春游时布置的华丽筵席周围飞来飞去。在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中，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出场了。他悠闲地跟随着那些华美的车子，他骑着马儿，尽兴游遍京城郊外大好春光。这位意气丰发的游春少年形象，有可能是天圣九年（1030）进士及第后的词人的写照。

　　下片中涉及的季节仍然是春天，但与上片好景致、好心情不一样，写的是迟暮之人年华如梦、世事沧桑之感。他一觉醒来后，感受到的是年华有如春梦一般的短促，而且此时，悠悠往事、千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词人把往事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以“烟雨满楼山断续”，即主人公此时内心种种愁思外化而形成的景致进一步展现他心情的沉郁。意思就是说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就如满楼烟雨般凄冷迷乱。词作结尾处描绘的主人公百无聊赖地闲倚栏杆的身影，与下片词情沉重的氛围相映照，再进一步表现主人公的愁绪无法排遣。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不同时期的两种春景、两种心情，对比中透露出深沉的人生感慨，颇具深婉之致。

　　刘朔斋名震孙，字长卿，蜀人。曾任礼部侍郎、中书舍人。斗南楼原址在广州府治后城上，始建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其特色是在此地观海山之景，别具情致。

　　起笔二句：

　　极有气势，站在斗南楼上，万顷海涛，千仞云山，尽收眼底，使人视界大开，胸襟舒畅。

　　“黄湾”，即韩愈《南海神庙碑》所谓“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黄木湾，位于今天广州东郊黄埔，是珠江口一个呈漏斗状的深水港湾。唐宋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商船往来贸易均在此处停泊。

　　“白云”，指广州城北的白云山。“万顷”、“千仞”虽是诗词中常见之语，但用于篇首，气势尤显雄壮。

　　“一亭收拾”，即一楼览尽之意。据《广东通志》载：于此可以“东瞰扶胥浴日之景，西望灵洲吞纳之雄，南瞻珠海，北倚越台。森列万象，四望豁然”。

　　“一亭”句与首二句相衔接呼应。由于一亭览尽胜景，词人心神俱爽，暑热顿消，达到清凉境界。该句中的一个“豁”字，将词人暑热顿消的情志、精与气都表现出来。

　　“潮候”句，分承“万顷”、“千仞”句发挥。潮水的早晚涨落，山色的雨晴变化，这正是岭海特有的景色。“天送双眸”句，一个“送”字，便把天际的景色，轻轻移来眼底。此处上接前两句，写出景致的变化，丰富了景色的内涵。

　　词人眺望天边：在万顷烟波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那波浪中起伏的无数船只，是往来穿梭的商船。“绝域”二句，写出了中外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为宋词中绝无仅有。

　　上阕：

　　主要是写眼前雄奇壮阔的景色，下阕则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风景别”三句，写出词人对故乡的自豪感。他认为，这里可以览海观山，远胜于南昌的滕王阁和徐州的黄楼。滕王阁与黄楼是古时的两座名楼，分别因诗人王勃与苏辙、秦观写序作赋而名声鹤起②。作者在题斗南楼时，比之以“滕阁”、“黄楼”，有不让前贤之意。

　　“胡床”句由斗南楼联想到南楼，晋朝庾亮曾于秋夜登武昌南楼，坐胡床与诸人谈咏，高兴地说：“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胡床”是当时一种可折叠的躺椅。“胡床老子”，指庾亮，这时用典借指刘朔斋。“珠玉”，比喻优美的诗文，这里指刘朔斋的原作。

　　“胡床”句称誉刘朔斋醉中挥笔，在南国留下美好的词章，对题目作了呼应。

　　词人写到这里，感情奔放，大有飘飘欲仙之意。他放怀抒发：“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仙羊五石，飞佩过丹丘，”他要驾起大鹏，唤醒已化为石头的五只仙羊，在仙境中遨游。“八极”指八方之极远处，指广阔的空间。“佩”，指仙人的玉佩，传说系上它便可在天上飞行。“丹丘”，指仙境。《楚辞。远游》之“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即以“丹丘”指仙乡。

　　“叱起仙羊五石”一句：

　　来自两个典故。据《术平寰宇记》载：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分别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当地人，祝他们永无饥荒。仙人言罢隐去，五羊化石。广州因此又名羊城。《神仙传》又载：有皇初平者牧羊，随道士入金华山石室中学道。其兄寻来，只见白石，不见有羊。初平对石头喝了一声：“羊起！”周围的石头都变为羊。这两个典故，一为羊化石，一为石化羊，合用在一起，使人觉受到作者随心所欲、指挥万象的豪情！

　　“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一句：

　　笔锋一转，由天上回到人世。“机动”句反用“鸥鹭忘机”之典。《列子·黄帝》载：古时海上有好鸥鸟者，每从鸥鸟游，鸥鸟至者以百数。其父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次日至海上，鸥鸟舞而不下。“机”即机心，指欲念。意思是人无欲念，则鸥鸟可近。陆游《登拟岘台》之“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便用此意。此处反用，即设若欲念一生，鸥鸟便惊飞远避了。二句表明了作者的生活态度。

　　诗的颈联和尾联，酒伴来相命，开樽共解酲。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作者与友人就着美景良辰，来此畅饮，并希望歌女的歌声莫停，不露痕迹地表达了惜春的心情。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

　　林花已经开到极至，花至荼靡花事了，灿烂之后就是伤逝的开始了，显然林花已经开始凋零了，代表春天也即将逝去，但在作者心里的惋惜是不明显的，而是对更加灿烂的生命寄予希望，这一点从径草的”踏”而”还生”可以看出来。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