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这首小诗表现了诗人在隐居中寂静安闲的生活情趣,又表达了对志趣相投的友人的真挚感情。
从诗的内容上看,此诗的主旨是要引起友人的兴致,招致他来相聚共乐。诗人首先描写他的隐居之所的清幽。虽是几间茅屋草舍,但面对着巍峨深邃、苍翠欲滴的终南山,开门即可观赏山色。头两句娓娓道来,不加丝毫藻饰,意在引起友人的联想。三、四句进而写自己的隐居生活情趣。从早到晚,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无人打扰,更无机心杂念,煞是悠闲。为了吸引友人到来,又有意写自己终年无客,门虽设而常关,流露出几分寂寞。思念友人前来相伴之意不言而喻。最后两句,又以饮酒、垂钓等赏心乐事相招,直率地表达希望友人能经常来聚会的心愿。
从诗的写法上看,全篇以诗代书,写得朴实、自然、亲切。为使友人从字里行间就能体会出自己孤寂而清幽的心境,诗中有意采用重复的字眼和相同的句式。首二句连用两个“终南”,使友人加深印象,突出出门面山的优势。三四句又巧妙地把终南山的“终”字移用来创造给人以悠长、缓慢之感的时间意象。一个“终年”再叠加一个“终日”,两个同一结构的诗句反复、排比,用以烘托寂寞、清闲的心态,使人感到诗人在山中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静静生活下去,对世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管岁月的流逝,惟一遗憾的是不能与张諲朝夕相处。四个“终字”,两个“长”字的叠用,诗句节奏显得非常缓慢。
全诗写得轻松自然,毫不着力。只有心地十分散淡、安闲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散淡、安闲的诗。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