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句描述艰苦的书斋生活,其中隐隐地流露出怨艾之情。首句说我的青春年华就消磨在这寻章摘句的雕虫小技上了。此句诗意,好像有点自卑自贱,颇耐人寻绎。
次句用白描手法显现自己刻苦读书、发奋写作的情状:一弯残月,低映檐前,抬头望去,象是当帘挂着的玉弓;天将破晓,而自己还在孜孜不倦地琢句谋篇。这里,诗人惨淡苦吟的精神和他那只有残月作伴的落寞悲凉的处境形成鲜明的比照,暗示性很强。
读书为何无用?有才学为何不能见用于世?三、四句遒劲悲怆,把个人遭遇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造成内心痛苦的社会根源,表达了郁积已久的忧愤情怀。
这首诗比较含蓄深沉,在表现方法上也显得灵活多变。首句叙事兼言情,满腹牢骚通过一个“老”字倾吐出来,炼字的功夫极深。次句写景,亦即叙事、言情,它与首句相照应,活画出诗人勤奋的书斋生活和苦闷的内心世界。“玉弓”一词,暗点兵象,为“辽海”二句伏线,牵丝带笔,曲曲相关,见出文心之细。第三句只点明时间和地点,不言事(战事)而事自明,颇具含蓄之致。三、四两句若即若离,似断实续,结构得非常精巧;诗人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揭示了造成斯文沦落的社会根源,从而深化了主题,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近人陈衍说:“九日登高,不作感慨语,似只有此诗。”(《宋诗精华录》)评价得很好。
诗的首联破题。起句点明节令,音调高扬。绚丽的物华,宜人的秋色,令诗人为之神驰。一个“重”字流露出诗人流连光景之意,领起全诗。同样写秋晨,则“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赵嘏《长安秋望》),有送目伤秋之愁;“白雁南飞天欲霜,萧萧风雨又重阳”(鲁渊《重九》),则有去国怀乡之思。而宋祁此句,不作愁语,气局一新。这也是诗人境遇气质使然。
次句由“重”字引出。“高台复帐驻鸣茄”,气派十足。又是“高台”,又是“复帐”,又是“鸣茄”,其场面之阔绰,气氛之热烈,历历如绘。这决非庶民之登高,而是富贵人赏秋的情景。诗人少年得志,一生显达,历任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晚年知成都府,该诗中有“白首太守”之句,应是晚年在成都所作。
颔联承上,写佳日兴会,形象鲜明。出句与对句分写登高与饮酒两个场面。“遨欢”、“促饮”二语,道出了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盛况。“任落风前帽”一句活用典故。《晋书·孟嘉传》:“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古人把此事作为风流美事,杜甫曾反其意而用之:“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九日蓝田崔氏庄》)甚为宋人所激赏。宋祁又反杜诗之意。一用“羞”,一用“住”;一沉郁,一洒脱。显示心境不同,诗境亦不同。“争吹酒上花”,意谓争饮菊花酒。重阳节登山饮菊花酒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雅事。“任落”、“争吹”两词相反相成。诗人兴会淋漓之状毕现。
颈联一转,以景语出之,写登山所见。诗人把酒临风,游目骋怀,只见上下天光,一片清明。“溪态澄明初雨毕,日痕清淡不成霞”,经过一番秋雨刷洗之后,天宇澄净,秋容清淡。二句境界开阔,气象恢宏。“明”字与“清”字道出了秋晨的特色。其意境与韩琦“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着黄花晚节香”(《九日水阁》)约略有相似处。宋祁修唐书十余年,晚年“弥为进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他“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东轩笔录》)此诗的境界与他积极处世的态度有关。
尾联笔力所聚,精彩益显,以欣喜的心情、活脱的形象作结。“白头太守真愚甚”一句,幽默诙谐,乃诗人自画像,形神俱出。“愚甚”两字,表面自嘲,实却矜持。“白头太守”,不仅刻画诗人与众不同的外貌,更表明了诗人的太守身份。意谓“九日置酒”非一般登高,而是太守在宴游。一股富贵气从中透出,照应首联。结句“满插”为“愚甚”作了注脚。古人有重九登高插茱萸以压邪的习俗。《续齐谐记》:“费长房令桓景九月九日囊茱英,登高以避祸。”诗人故用“满插茱萸”的夸张笔法,描绘自己放浪形骸,豁达开朗。杜牧有“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之句,乃故作旷达语,强颜欢笑;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亦以茱萸作结,“醉把茱萸仔细看”,乃辛酸语,寄寓了身世飘零之慨。而宋祁此句与之异趣,原因在于身世际遇不同。
此诗俊逸流畅,属对工巧,尤其是末联,给全篇平添喜剧气氛,生活情趣极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诗人适逢其会,发为词章,写成了这首充满兴致的作品。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