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此诗以回忆开头,为自己勾勒了一幅少年英雄形象。“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诗人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豪杰之士,座下骑的是金羁络头的骏马,身上穿的是鲜艳夺目的锦袍,腰间佩挂着龙泉宝剑,心里头没有什么疑难可怕之事,干什么事情都是所向无敌,马到成功。好一派豪放狂傲的气派!“赵与燕”,古云燕赵多豪杰,这里是借地名来比喻人。“金羁络马头,锦带横龙泉”是化用鲍照“聪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结客少年场行》)的句子,这或许是写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少年时代对功名的追求。“寸心无疑事,所向非徒然。”这两句把少年李白志大无畏,藐视一切,以为事业必成,功名必得的自信和狂妄表达得淋漓尽致,传神至极。
李白少怀大志,要“济苍生”、“安社稷”,希图“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曾多次自比管晏,并以大鹏自喻,希望一展宏图。可是,后来“遍干诸侯”,“厉抵卿相”,都累累碰壁,累累失败。直到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诗人四十三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玄宗皇帝命他供奉翰林,成了担任起草文书之类的侍臣。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就被解职放还了。所以诗人在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天真和狂妄之后,接着说:“晚节觉此疎,猎精草太玄。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经历了四十多年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觉得自己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太寸疎狂妄,太不切实际。为了求得寸名,少年的豪气和锋芒差不多消磨殆尽了;那世俗的社会,小人得志,鸡犬升天,不可能容得贤人志士。不如像杨雄写《太玄经》那样,探求宇宙人生的哲理,淡泊宁静地过日子。这里所谓的“晚节”,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其时诗人不过四十七岁,这当然是指诗人经历政治失败后的心境而言。“猎精草太玄”,用杨雄事。杨雄是汉代大经学家,早年也很有政治抱负,因参与王莽政变几乎丧命,后潜心学问。诗人援引杨雄的事例,表示效法之意。“寸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这两句与诗人的另一首诗《送族弟》中的“寸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两句很相似,都是愤世嫉俗之词,说明世俗卑污,正直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任用;即便侥幸得以任用,也不可能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因此,很自然地引出自己供奉翰林这段辉煌而短暂的历史来。
“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几句写自己得到唐王任用的情况。由于好友吴筠的推荐,又得当朝宰相贺知章的赏识,玄宗皇帝亲自召见,金殿对策,口若悬河;命草蕃书,笔不停辍。玄宗大为高兴,御手调羹,宝床赐食,命供奉翰林,掌理文书。李白以布衣直接晋升翰林,一介书生,得此殊荣,这实在是他人生历程上辉煌的一章。所以,诗人感恩戴德又不无得意地写道:“中回圣明顾,挥翰凌云烟。”的确,李白开始非常兴奋,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已经来到;殊不知当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腐败,危机四伏。玄宗与贵妃耽于淫乐,不理政务;李林甫等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安禄山等深得优宠,已有图谋。李白对此深为不满和痛恨,同时他的傲岸性格也为权贵们所憎恨。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就因谗谤而被革职放还,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帝京生活。“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这两句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段供奉翰林的词臣生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何况李白又是那种傲视王侯的人,危险性就更大了。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虽是夸张,但李白的傲慢可见一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本想攀龙附凤,建功立业,不料反从云天中坠落下来,跌了个粉身碎骨。由于这次教训,诗人认清了政治的黑暗和险恶,决意退避三舍,去修身养性。
“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卧海不关人,租税辽东田。”这几句表示自己要认真修炼,砥砺高尚品性。首先以秋蝉自励。蝉生于土,升于高木,吟风饮露,乃是高洁的象征。郭璞《蝉赞》云:“虫之精洁,可贵唯蝉。潜秽弃蜕,饮露恒鲜。”接着以学道求仙寄托情怀。李白信奉道教,到处求仙访道。确有记载,说他炼过金丹,受过道箓。我以为李白决不会相信人真能修炼成仙,他这种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寄托而已。最后以高士管宁自勉。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海隅三十余年,后魏文帝拜为大中大夫,魏明帝拜为光禄勋,皆辞而不就。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人或牛暴宁田者,宁为牵饲之,其人大惭。”文天祥《正气歌》也称道管宁“清操厉冰雪。”
最后写自己佯狂醉酒,辞别友人,回到了诗歌的题目上来。“乘兴忽复起,棹歌溪中船。”诗人本在一片淡泊宁静的气氛中守真励节,忽然来了兴致,便泛舟去游览。“棹歌”,是一边划桨一边唱歌,表现了诗人无拘无束的样子。“临醉谢葛强,山公欲倒鞭。”这里借用晋人山简的典故,形容自己的醉态。山简好酒,耽于优游。镇襄阳时,常常外出游嬉,每次必大醉而归。当地有歌谣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儿?”“白接”,是一种白帽子,山简因为喝醉了酒,连帽子都戴反了。李白另有一首《襄阳曲》(其二)也是吟咏山简的:“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倒著还骑马。”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好酒的劲头不亚于这位山公,故常引为知己。“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最后点题,表明与“广陵诸公”辞别,表示自己要做一个狂人,做一个酒徒,随波逐流,苟且偷生。
这首诗文字虽短,但含量极大,差不多囊括了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化,展示了诗人从一个积极的狂人到一个消极的狂人的演变过程。这当然是李白的人生悲剧,但是,“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归根到底,诗人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