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人思念妻室之作。
“北雁来时岁欲昏”,是写季候、时节,也是暗点思归之情。“北雁”南来,是写眼前景,但古有鸿雁传书之说,所以下句接以“私书”,表示接到了妻子的信,一语双关。“岁欲昏”即岁月将暮之意。“岁暮”正是在外之人盼与家人团圆的时节,而诗人不但不能与家人团圆欢聚,反而要远行异地,这引起了他的悠悠愁绪。
“私书归梦杳难分”是对思归之情的具体刻画。欧阳修与妻子伉俪情深,他的《踏莎行》,就是写他们夫妻相别情景:“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夫妻难舍难分,离别之后,“私书”不断,梦寐以思。正所谓心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真是幻,连诗人都分不清了。“杳难分”三字,逼真地显示了诗人梦归后将醒未醒时的情态和心理。
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西窗”二字即暗用李商隐诗中的情事。言外之意是:何日方能归家,与妻室共剪西窗之烛,共话今日云梦馆夜雨之情?
这首诗,虽然运用了李商隐的诗意,但能运用入妙,不着痕迹,既亲切自然,又增益了诗的内涵。
此词写男主人公对女子的深深思念,从男子的视角展示女子的形象,突出其思忆之苦。
起拍二句是写男子忆念中女子动人美丽的形象:秋波如媚,柳腰娉婷。“转盼如波眼”,写眼光流盼如秋波般清澈、闪耀;“娉婷似柳腰”,表现女子的美妙身段:这两句都运用了比喻手法。那次幸福的欢会女子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印象,为思忆之苦先垫上一笔。接着“花里暗相招”一句是写当时的幽会,欢乐的幽会也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记忆,再为思忆之苦垫上一笔。这三句纯是以女方的倩影衬托男子的情思。有了前面三句的铺垫,后面写男主人公的思忆之苦就很自然了。后二句“忆君肠欲断,恨春宵”,直抒相思情深,春宵难遣。尤其是“肠欲断”“恨春宵”六字,生动地把主人公为情所苦的形象突显出来。
此词虽然用语普通,甚至有些俚俗,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有今昔对比,有叙事有抒情,跌宕多姿,别具特色。
高适素以边塞诗人著称,诗风浑厚雄放,这首《除夜作》却诗风平易自然,全诗没有一句生僻字句和华丽词藻,也没有塞外风景和异城奇观,都是浅近的口语,表达除夕夜的平常感受;却将他乡游子真实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旅馆寒灯独不眠”,诗的首句所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启人联想,点明作者在除夕仍羁旅天涯,可以想见,诗人眼看着外面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欢聚一堂,而自己却远离家人,身居客舍。两相对照,不觉触景生情,连眼前那盏散发光和热的灯,竟也变得“寒”气逼人了。“寒灯”二字,渲染了旅馆的清冷和诗人内心的孤寂。除夕之夜寒灯只影自然难于入眠,而“独不眠”自然又会想到一家团 聚,其乐融融的守岁的景象,那更是让人心情悲凉。因此这一句看上去是写眼前景、眼前事,但是却处处从反面扣紧诗题,创造出一个孤寂清冷的意境。
第二句“客心何事转凄然”,这是一个转承的句子,用提问的形式将思想感情更明朗化,因身在客中,故称“客”。诗中问道:“是什么使得客人心里面变得凄凉悲伤?”原因就是他身处除夕之夜。晚上那一片浓厚的除夕气氛,把诗人包围在寒灯只影的客舍之中,他的孤寂凄然之感便油然而生了。此句中“转凄然”三个字写出了在除夕之夜,作者单身一人的孤苦;对千里之外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时光流逝之快的感叹。
“故乡今夜思千里。”“故乡”,是借指故乡的亲人;“千里”,借指千里之外的诗人自己。意思是说:“故乡的亲人在这个除夕之夜定是在想念着千里之外的我,想着我今夜不知落在何处,想着我一个人如何度过今晚。”其实,这也正是“千里思故乡”的一种表现。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而是表达的更加含蓄委婉。
“霜鬓明朝又一年”,“今夜”是除夕,所以明朝又是一年了,由旧的一年又将“思”到新的一年,这漫漫无边的思念之苦,又要在霜鬓增添新的白发。沈德潜说:“作故乡亲友思千里外人,愈有意味”。(《唐诗别裁》)之所以“愈有意味”,就是诗人巧妙地运用“对写法”,将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曲折含蕴。这三、四两句是对一、二两句的回答说明“独不眠”和“转凄然”的原因一是思乡心切,二是伤老大无成,岁月无情。
明代胡应麟认为,绝句“对结者须意尽。如……高达夫‘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语不得乃可”(《诗薮·内编》卷六)。所谓“意尽”,是指诗意的完整;所谓“添著一语不得”,也就是指语言的精炼。“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正是把双方思之久、思之深、思之苦,集中地通过除夕之夜抒写出来了,完满地表现了诗的主题思想。因此,就这首诗的高度概括和精炼含蓄的特色而言,已经收到了“意尽”和“添著一语不得”的艺术效果。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