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这篇祭文中极力称赞柳宗元文词之美,对他才高而不用于世的遭遇表示不平,并允其所托。字字句句殷勤恳切,宛如面谈。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苍茫不尽。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人“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