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写钱江潮的作品，叙写江潮如雷似雪，有声有色，十分壮观。全诗可以分为观潮前与观潮两部分。

　　诗的前四句写观潮前。“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潮声巨大，犹如雷震，并臣震动百里。首句五个字渲染出江潮的磅礴气势。诗的起句先声夺人，很有力量。“鸣弦暂辍弹”描述县令暂停公务前往观潮，字面上却以“鸣弦辍弹”出之，巧妙地造成以弦声反衬潮声，使读者感到在江潮的巨大声势下，弦声喑哑了。这句暗用孔子弟子宓子贱任单公县县令时，鸣琴不下堂而把县城治理好的典故，称赞颜钱塘善理政。“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写县衙门内连骑涌出，急速赶到江岸上观潮，进一步渲染气氛。

　　诗的后四句直写观潮的景况。诗人仍不写涨潮，而是以“照日中云迥，浮天渤澥宽。”两句描绘钱塘江潮到来的壮丽景象。但诗人仍不是直接写潮，而用日光、中云、天空、大海烘托。上句以中云迥衬托江潮远远而来，下句借浮天渤澥反映潮的浩阔，充分地表现出大潮澎湃动荡的伟力。接着诗人向读者描绘出涨潮的壮观画面：“惊涛来似雪”，惊涛骇浪排空而来，如万马奔腾，潮水卷起的浪墙似一道突起的雪岭，铺天盖地而来。画面气势宏大，雄奇无比。结句“一坐凛生寒”是又一次衬托，用满座观潮人吓得胆颤心寒，再次对钱江潮这宇宙的奇观进行热烈的赞颂。由于诗人在描写钱江潮时多次运用了烘托的手法，进行反复的渲染，因而获得了直接描摹所难以获得的艺术效果。

　　一般观潮诗往往只极力描写大潮的雄伟壮丽，而这首诗从人和潮两方面来写。写人主要写听潮，写出观，写待潮，写观潮，写观感，写出了观潮的全过程。写潮用了一虚笔一实笔：虚是“百里闻雷震”，从听的角度写潮声；实是“惊涛来似雪”，正面写大潮的雄奇伟丽。诗一张一弛，张弛有度，在雄浑壮美中显出从容潇洒的气韵。用“雷震”起调，先是一张。二句接着是言“辍”，一弛；三句言“出”，又是一张。四句言“待”，又是一弛。五六两句仿佛与潮无关，完全宕开去，是最大限度的弛。七八句将全诗推向最高潮，是最大限度的张。这首诗利用张弛的原理，高低的变化，写得波澜起伏，动人心魄。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这是一首写景诗，写得意新语工，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的一片闲情逸致。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诗人专门乘舟到东溪去看水，一是说明东溪水好，再就是诗人自己“爱闲”’整天挣扎在名利场中的过客是无暇欣赏山水的；第二句写到了东溪，登山孤屿，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不由地流连忘返。“发船迟”正见此意。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四句具体描绘东溪风光。坐临孤屿，诗人看到的是野鸭眠岸，老树着花，短短蒲茸和平平沙石，平平常常的野鸭在岸边栖息，诗人竟看到了其中的闲意，不是“闲人”哪有此境界?这正是推己及物，物我两忘。又看到老树着花，盘枝错节，人老心红，焕发了诗人的青春气息。“无丑枝”新颖俏皮，恬淡悠然的心绪又一次得到深化。再看那“齐似剪”的蒲茸，“净于筛”的沙石更觉赏心悦目，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结句“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风景虽好，但不是自己的久居之地。“情虽不厌”回应了首句的“发船迟”，天色已晚，“住不得”说出了心中的无奈，薄暮催人回，车马也劳顿了一天了。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