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是一首语言极其雅致、意境极其苍茫凄美、绘景抒情都极好的词作。
词之开篇，“蘅皋向晚舣轻航”两句为我们描述了一位匆匆的行客，在傍晚时分，停船靠岸，准备“卸”下“云帆”，在船上住宿。这两句简单交代了时间、地点以及事由。接着词便进入了景物的描写：“当暮天、霁色如晴昼，驿练静、皎月飞光”，寥寥数语便描绘出一幅美丽幽静、让人沉醉的夜景图，在清朗的夜色中，皎洁月光的照射下，平静的驿水宛如一条白色的绸带，散发着明亮的光彩，月光水色上下辉映，潋滟无际。词人轻舟独泊，置身于如此空阔的境界中，定会感到自身的极其渺小，这种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也不由得使人茫然、伤感。所以词人所描绘的意境虽是优美的，而词人所透露出的情感却让人凄然。
“那堪听、远村羌管，引离人断肠”，这时，远方村庄飘来阵阵的羌笛声。羌笛之声乃凄切之声，所传达的也是一种凄切之情。夜深人静，远方传来凄切的羌笛声，而词人又置身于一片茫茫苍苍的空阔之中，耳所闻、目所睹都使人生出凄清、悲凉之感，更何况是如柳永这样常年漂泊、饱受离别之苦的人。所以，他说这笛声“那堪听”，他是受不了这样凄切的笛声的，可偏偏却是声声入耳，更“引”得他这个“离人”“断肠”。“那堪”二字使离人面对此情此景所引发的凄苦之意更深一层的表达了出来。
“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词人在这样的茫茫空际中陷入了“断肠”的悲伤中，他感到此刻的自己就如同随水漂流的浮萍或凭风吹扬的草木，不知道明天会到哪里，明天又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主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未来、前途、希望都是渺茫的，既不可知，也不可为，更无法去期待，“度岁茫茫”四字写尽了美好年华在迷茫中消逝的痛苦。以柳永之性格、际遇，他所引发的凄凉之感，所产生的迷茫之情，较之常人更为浓重，更加难以摆脱。
所有眼前面对的一切，都是令人伤感的，所以词的换头仅以“堪伤”二字，直抒其怀，既是对上片感伤情感脉络的顺承，又引起了下片感伤具体内涵的进一步表述，其短促的音节，非常适于表达词人无奈的心痛。“朝欢暮散，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余香”，“朝欢暮散”是曾经的享乐生活，“凄凉”是如今的现状，“多情”是痛苦的根源，正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所以“别来最苦”。因“多情”而伤离别，因离别而有痛苦，层转层深，层深层叙，情感表述真切、强烈。仿佛“依约”间，词人嗅到了“襟袖”中尚存的伊人的丝丝“余香”，这其实是因思念而产生的幻觉，由此也可看出词人思念之深切。
下片后半部分词人转换角度从对方着想。“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由自己对“伊”的“思量”推想到“伊”对己的“思量”，由自己的侧夜难眠联想到“伊”的孤枕不眠，心痛、感伤，其体贴温存，感人至深。接下来词人又把笔墨宕开，有推想转到回忆：“牵情处”，“惟有临岐”，“一句难忘”。词人舍其他不言，专择取分别时的一个镜头，就要远行，他们之间定有许多话想说，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又无法说尽，终于只化作临分别时的那句叮咛。这个情景，这句叮咛，已深深刻印在词人的心中。词的结尾宛如一个特写的定格，有着强调、放大情感的效果，凄楚动人，令人黯然神伤。
《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论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柳永这首词“曲折委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长短不一的句式使音节流转顿挫，极易于抒发曲折委婉之情，且有一唱三叹的效果，极为动听；这首词又“具浑论之气”，词中之景象阔大，水天一色，意境既优美凄恻又悠远苍茫；这首词还“高处足冠群流”，写景有全景亦有细节，写情有感想、幻想、推想和回想，极其铺陈，而且相思之情隐然结合了身世漂泊、志意追寻与落空的感慨，情感抒发十分丰满。但在语言上，这首词却不用俚语，颇具高雅清扬的气度。总之，这首《彩云归》堪称柳永慢词长调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