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又”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诸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