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
黄升是一位著名的词选家，其词如“晴空冰柱”，今读此词，颇有此感。
上片写夜寒苦吟之景状。词人生在南宋中期，早年放弃科举，遯迹林泉，吟咏自适，填词是他精神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首词看，即使夜阑人静之时，他还在苦吟不已。起二句云：“万籁寂无声，衾铁稜稜近五更。”夜，是静极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深夜不睡的人，方能有此体会。“稜稜”二字，使人感到布衾硬得好像有稜角一般，难以贴体。至“香断灯昏吟未稳，凄清”二句，词人则把注意力从被窝移向室内：炉中沉香已尽，残灯如豆，昏暗异常，凄清异常。至“只有霜华伴月明”，词人又把注意力转向室外，描写了明月高悬、霜华遍地的景象。五句三个层次，娓娓写来，自然而又逼真。“吟未稳”者，吟诗尚未觅得韵律妥贴、词意工稳之句也，三字写出词人此时之所为，可称上片之词眼。由于“吟未稳”，故觉深夜寂静被子寒冷，香断灯昏；又由于“吟未稳”，才觉霜华伴月，碧空无边。而“凄清”二字，则烘托了本文的整个氛围，不贯穿整文，随处可以感到。由此可见，词的结构是井然有序、浑然一体的。
下片词人从自己的“吟未稳”联想到梅花的“睡不成”。冰寒大地，长夜无眠，词人居然不说自己感到烦恼，却为梅花设身处地着想，说它该是烦恼得睡不成了。此语奇警，设想绝妙。接下去二句说：“我念梅花花念我，关情。”此句点明不仅他在想着梅花，梅花也怜念起他来了。他们竟成为一对知心好友！
这种构思，确实是奇特异常；这种格调和意境，确实是空幻的。它非常形象地勾画了一个山中隐士清高飘逸的风采。它的妙处尤其表现在将梅花拟人化。
结句“起看清冰满玉瓶”，跟以上两句不可分割，互为联系，词中句断乃为韵律所限。因为词人关切寒夜中梅花，于是不顾自己冷暖，披衣而出，结果看到，玉瓶中的水已结成了冰。至于梅花呢，他在词中未提及，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蕴意深远，饶有余味。如果词人在词中将梅花说尽了，说梅花冻得不成样子，或说梅花凌霜傲雪，屹立风中，那就一览无余，毫无诗意了。由此可见词人手法之高明。
从整个词来说，晶莹快洁，恰似玉树临风；托意高远，说它的风格如“晴空冰柱”，不是很相宜么？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