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的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绾结。“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
首句点明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但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因之更衬托出友情之深厚。二、三两句写出送别之地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州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
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会是载友人归来的画船。
第七句到第十句，抒写与友人别离后的寂寞凄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影难觅，何堪伤悲。
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悠意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真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载千古离恨，真良构也。
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韵深远。
这首词概作于词人婚后不久，赵明诚离家远游之际，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思念。
开头一个对句“香冷金猊，被翻红浪”，便给人冷漠凄清的感觉。“被翻红浪”，语本柳永《凤栖梧》：“鸳鸯绣被翻红浪。”说的是锦被胡乱地摊在床上，在晨曦的映照下，波纹起伏，恍似卷起层层红色的波浪。金炉香冷，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心情下的感受；锦被乱陈，是她无心折叠所致。“起来慵自梳头”，则全写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这三句工炼沉稳，在舒徐的音节中寄寓着作者低沉掩抑的情绪。到了“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则又微微振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情绪流程中的波澜。然而她内心深处的离愁还未显露，给人的印象只是慵怠或娇慵。慵者，懒也。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一慵也；床上锦被乱陈，无心折叠，二慵也；髻鬟蓬松，无心梳理，三慵也；宝镜尘满，无心拂拭，四慵也；而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五慵也。慵而一“任”，则其慵态已达极点。词人为何大写“慵”字，目的仍在写愁。这个“慵”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慵态中感到她内心深处有个愁在。
“生怕离怀别苦”，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宕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待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词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她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日日花前常病酒”（冯延巳《鹊踏枝》），有人是因“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登高》），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缘由。
从“悲秋”到“休休”，是大幅度的跳跃。词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饯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阳关曲》离歌唱了千千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作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刘晨、阮肇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用萧史、弄玉典故。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筑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此典，既写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妆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
下片后半段用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也相应地加快，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惟有楼前流水”句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搏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如李清照写得这样痴情的。她心中的“武陵人”越去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她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她那盼望的心情，无可与语；她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她终日倚楼的身影，印下她钟情凝望的眼神。词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了，而结尾三句又使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意味。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她就产生了“新愁”，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佳人独坐，此又是“新愁”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枉自凝眸，其愁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
这首词写离愁，步步深人，层次井然。前片用“慵”来点染，用“瘦”来形容；后片用“念”来深化，用“痴”来烘托，由物到人，由表及里，层层开掘，揭示到人物灵魂的深处。而后片的“新愁”与前片的“新瘦”遥相激射，也十分准确地表现了“离怀别苦”的有增无已。在结构上，特别要注意“任宝帘尘满”中的“任”字，“念武陵人远”中的“念”字。这是两个去声领格字，承上启下，在词中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从语言上看，除了后片用了两个典故外，基本上是从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自然中节，一片宫商，富有凄婉哀怨的音乐色彩。前人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邹袛谟《远志斋词衷》），信不虚也！
“睡轻”四句，引神话传说点题。言词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忽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它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天津”，即指天河渡口。“蛛丝”两句，叙说自身的孤苦。此言词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惟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天上”一句，两相对比。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情苦”啊。上片从题旨生发，重在悲叹自己与两妾生离死别的不幸遭遇。
“秋鬓改”两句是说：我已经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这是一般老年人常有的牢骚话。“过雨”两句是说：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所以后来的鉴湖女侠秋瑾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叹；而词人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梦入”三句，思妾之心愈深矣。此言词人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涟涟。下片主要是哀叹自身的老境凄凉及怀念离逝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与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时节，又写亲人，读来感人肺腑。
这是一首湖上怀古的作品，它反映出了一种世事浮沉的消极思想。
这首诗开头一句写出了诗人秋日泛舟闲游时间、地点，言简意赅；紧接着一句道出了太湖上的景致，同时也烘托出诗人的心境。这两句既写景，又抒情，情由景生，景带情思，情景交融。尤其一个“愁”字，直抒胸臆，点出了诗人抑郁的情怀。崔颢有诗《黄鹤楼》中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同样是日薄西山，同样是迷离烟波，虽然诗人所想的不相同，但其心境是相同的。
“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两句是这首诗的题旨所在，意思是千百年不断发生的事都有随着太湖上的水面浮浮沉沉，俱随着湖水向东流去。太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此日的湖波依旧，往日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却是灰飞烟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名利争夺、打打杀杀都随着历史的车轮销为匿迹。唯一不变的，只是那一道江水，作为历史的见证，作者在这里告诫世人要跳出名利，淡漠名利，淡泊一生，因为“是非成败转头空”。作者用低精神财富的笔调，委婉地道出名利的虚无，既有了道家的出仕思想，又表达了作者的清风明月般的胸怀。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相邻的两个诸侯国，都在今江苏、浙江一带，同太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诗人泛舟湖上，秋风萧瑟，落日烟波，触目所见，处处皆可生愁。然身临此境，最易令人发生感慨的，自然是历史上吴越争霸的故事了。当时吴被灭亡而越称霸，都已成为往事陈迹，所以说是“浮沉千古事”，早已付诸东流，没有谁来问了。全诗流露出诗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心情。
《秋日湖上》这首诗浅易近人，文情并茂，诗人既点出了世事如白驹过隙，变幻莫测的原理，也道出了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及探索。千百年来人们对它议论不一。此诗的妙处在于要言不烦，寥寥数语就将今与古、虚与实、景与情融合起来，古今一概，寓虚于实，情景不分。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