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
唐人作诗,常常喜欢把历史上与现实中有同种遭遇的人联系在一起。因西汉的贾谊是洛阳人,能文,曾被贬长沙太傅,而贾至不仅与他同姓,而且同为洛阳人,也擅长作文,被贬岳州的地方与长沙也很相近,因此诗人开首就以贾谊来比贾至。由于西汉和唐代的京城都在长安,位在岳阳、长沙的西北面,故诗中称“西望”。而贾谊、贾至本来都是朝中京官,都是由京城被贬而出,但又时时关心朝政的状况,因此诗中又用上了“忆京华”三字,这一“望”一“忆”二字,实际上已将贾至当时被贬后的失意而又关心朝政的复杂心理揭示了出来。
正因为贾至当时失意怨望,却又时时地向往着京城,故而诗人在第二句中就开始劝慰起友人,既然已被南贬迁徙到湘浦这地方来了,就不要再去哀怨嗟叹了,次句中的“莫怨嗟”三字,完全是从首句“西望忆京华”中来的;因为“望”、“忆”之中有怨嗟意,所以才劝其“莫怨嗟”。
李白既然是劝慰朋友,总不能空口相劝,最好能找出一些劝慰的话或事来,这样对朋友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诗人想到:贾至虽然被唐肃宗贬至岳阳,但岳阳毕竟在长沙的北面,距离京城要比长沙近些,从这一点上来说,唐肃宗还不算太薄情,他至少没像汉文帝那样把贾至贬到长沙。于是,末二句中有所谓的“圣主恩深”、“怜君”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都是一些宽慰之词,并不意味李白认为唐肃宗就是明君。相反,诗中话中有话,那唐肃宗与汉文帝的做法实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屈才则同。这讽刺意味是十分委婉而深长的。
此诗一无华词,二无想象,却一气流走,天然成韵,既有着关切同情,又有着安慰宽解和委婉的措意,充溢着诗人对被贬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
全诗可以分为三大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这是全诗的一个“总帽”,它点名了题目中“感事”的内容是“幽忧”,是与友人分别是的相思之苦,这让欧阳修感受到人生在世“知乐多悲患”——这也就是本片的写作缘由。
从“每忆知年事”到“展簟绿阴前”这七十六句属于第二大段。这一段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欧阳修在这一部分中回忆过去,写了一年前青年朋友们相聚的时候的无穷乐事,以此回应第一段中“知乐多悲患”这句中的“乐”字。这一大段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开头,作者写与朋友们初识初聚的经过,以及癫狂落魄的情景;其次,作者回忆了对每一位朋友的印象;第三,作者写与朋友探幽访胜时的乐趣;第四,作者写歌舞宴乐的欢快场面。如此层层铺叙,步步推进,作者将西京留守府的青年才子们的赏心乐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段中,诗人欧阳修有意以乐景衬托哀情——极力渲染往昔的“相聚”时的快乐,正是为了反衬而今的“相离”的悲伤。
第三大段从“乐事不可及”到全诗结束,共有十四句。诗人欧阳修写“酣歌变为叹”,以抒发朋友离散后自己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就如同作者在为洛阳之会的另一位友人张先所写的《张子野墓志铭》中所说的:“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为可惜也。”
这首诗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写景抒情,并兼带议论的长诗。该诗描绘了宋仁宗时期一批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的青年文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了那一时期文人荟萃的历史生活画卷,对后人了解当时文化特征和文坛风气有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