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中惯用梦境来表达难以实现的救国理想。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诗歌技法问题。梦境中君主可以亲征，现实中的当朝者却一味苟安，不思进取，无意恢复沦丧的大片国土。梦境中国家一统、社会和平，现实中却是广大沦陷区人民含泪忍死，愤恨不已。也许是现实太残酷，诗人只有以曲折隐幽之笔，借梦境来满足内心的那份渴望，正所谓“奇想结梦寐，快意泻肺腑” （清贾臻《读放翁诗》）。诗人随时随地想着报效国家，时刻都有一洗家国耻辱的雄心壮志。他看到一线希望，就会勃发出满腔热情；从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那份激情。诗人抓住典型场景进行刻画，大处落墨，小处著笔，在壮阔之美的同时又给人以细腻清新之感。这首诗是陆游诸多写梦境的诗中写得最为真切具体的一首。诗的结尾用细微的笔触描写生活中细节的变化，以此来反映政治态势的改变，堪称绝妙之笔，颇得后世称赏，同时也体现出作者体验、观察生活之细致。全诗音韵有高华跌宕之致，有圆转流畅之美，与诗人深沉的思想情感、自由的想像融为一体。这首诗艺术形式精致，内容感人至深，其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豪荡丰腴” （元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
总的来看，这首记梦诗，通过“梦随大驾亲征”的一系列场景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立功边塞“尽复汉唐故地”的爱国情怀，表现了诗人的满腔热望；另一方画，作者把这一现实理想的实现置于梦中，这也暗示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理想的苦衷，其间含有讽谏之意。全诗在概括抒情的气氛之中，铺排挥洒，线索清晰，通贯着一种豪迈乐观的气势。此外，作为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六句，四句一组，每组一转韵，并且平仄相间，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生动感人。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