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净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净,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净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