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第一首,起句先写重阳后的菊花无人观赏。“寂寞”,无人到来;“东篱”,特指菊花栽种之地;“湿露华”,菊花带着湿露,犹鲜嫩可爱。后三字与前二字对照,以见无人见赏的可惜,七字之中,自为比照,词意充实。第二句又申述菊花之美,与重阳前比较,进一步比照。“依前”,不异重阳之前;“金靥”,形容金黄色的菊蕊;“照泥沙”,光彩照地,然只独照泥沙,有伤叹之意。第三四句“世情儿女”指世俗之人;说他们没有超脱的情趣,即“无高韵”,所以只能应着节日故事,“看重阳一日”之“花”,实际上意在求福求寿,不解赏花。此诗借看菊事刺世人庸俗。
第二首,起句写过了重阳“登高节”后,菊花尚新,也即第一首前二句的意思。第二句写“酒徒”与所谓的“诗客”,都没有声息了,不再来赏菊花了。第三四句说菊花在节日与节后受人们的不同对待,恰好像当官的人辞官之后,“亲交”都不再“到门”探访一样。范成大做过大官,这时“致仕”家居,大概也尝过世人这种冷淡的况味,故见重阳后的菊花有感而一发之。这首诗借看菊事刺世人的“势利”。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