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南。”词人一开篇就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在一派烟雨之中,那船儿十分轻捷地从渡口离开,径直地渡过沧江,消失在迷茫的远方。这里,词人没有直接去写送者和行者,而只以津、舟、江、雨所组成的浑茫开阔的图画把二者都包容在其中。词人将“径”字加于“度”前,大有深意。“径”,直也。即使是妻悲女啼,情意绵婉,即使是气候恶劣,雨急浪险,船还是径直开走了。一字着力,用心良苦,寄情于景,令人回昧。
“双艣本无情,鸦轧如人语。”三、四两句,词人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出人意料地把摇动双橹而产生的连续低沉的声音当做触媒,由此而来的设想“荒诞”而又人情。连这本无生命、无感情的“双艣”也为上述的送别场景所感动,像一个阅尽人间悲欢的老人那样发出深情的喟叹,此时郁积于词人心中的感情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双艣”“人语”的内容应充斥换头。当然,这实际上也就是词人的内心独白。前两句化用故事,对偶天成。这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并完整的故事,词人却借双艣之“口”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效果顿时强烈起来。一方无行,一方痴情;一方薄幸,一方坚贞。相比之下,人们很自然就会得出一敬一贬的结论。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最后两句以反诘呼起,透出更加强烈的感情。词人在“有什么东西能系住你的心”这一问之中,已经是在谴责丈夫之负心。接着,又以家中还有刚刚能够扶着床沿走路的三岁女儿来进行再一次的劝喻,诚挚委婉,撼动人心。
词人在词中将物拟人,以“物语”传己情。词人在接受这一影响的同时,以“舷语”来写自己心中所想,可谓推陈出新。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