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
这是香菱写的第二首咏月诗。
在这首诗的创作中，香菱菱牢牢记住黛玉的话：“只管放开胆子去作”。结果，“放开”倒是做到了，却又偏偏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穿凿”。诚如宝钗所评论的。“不像吟月诗了，月字底下添一‘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
诗的首联首句：“非银非水映窗寒”，写的便是月色，并未真正切题。只有到了次句：“试看晴空护玉盘”才正式进入咏月本意。这一句的“护玉盘”之喻，是较为形象生动的。然而这种比况并非始于香菱，在李白《古朗月行》一诗中，就已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之句，只不过香菱在这里把它借用过来罢了。较之前诗“玉镜”、“冰盘”等词，这一借用显然要高明一些，表达的意思也就雅致一些。
诗的颌联以烘染的手法，用“淡淡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这一清新素雅的语言，来状写柔和而湿润的月色，的确是颇具情韵的。但是由于写的是月色而非月轮，故仍不免又离开本题。诗的颈联同样有这种毛病，特别是这两句本应在意思上作一转折，才算符合律诗章法上的特点，但这一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仍紧紧沾滞于月色不放。这样，白粉之涂上台阶，轻霜之飘洒玉栏，虽然在形象上较为清晰，在诗境上也显得空灵而凄迷，但由于作者仍未能在寄情寓兴方面作深一层的拓展，因而诗的内容还不够深沉，意蕴还是不够醇厚。
诗的结联两句，是全诗的意思的总括，可这里只说得个西楼人物、夜色深沉、月轮高挂。显然，由于前面内容不够充实，故诗的结穴仍不免分乏无力。但因作者注意绾合开头所咏之月轮，因而从结构上看，全诗还算是首尾圆整的。
这首诗写的是山野秋景。全诗于萧瑟怡静的景色描写中流露出孤独抑郁的心情，抒发了惆怅、孤寂的情怀。
首联，景中含情，景中有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天边满是烟霞，诗人独自一人登上东皋极目远望，左右徘徊不已，心里默默念着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薄暮”交代时间，渲染气氛，“东皋”点明地点，“徙倚欲何依”表明心态，复杂抑郁。这两句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却把作者的心绪交代的一清二楚，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
颔联，写秋天山林之静景，从正面进一步渲染作者的孤寂苦闷的心绪。诗人从眼见所见，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秋之晚景图。一望无际的树林都染上了暮秋时分憔悴枯黄的颜色，连绵起伏的群山在夕阳的映照下都染上了萧瑟的暮光。看似安静开阔的景象，却给人一种荒凉落暮之感。
颈联，写傍晚时分人的活动，从反面衬托诗人的郁闷孤单的心境。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野之人放牧归来的动态场景。放牛的牧童唱着山歌，欢快的赶着牛儿返回家中，猎人骑着骏马，大声吆喝着，带着猎物满意而归，多么安逸的场景，多么令人陶醉的画面啊。但是这些热闹是他们的，诗人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寂寞和孤寂。
尾联，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直抒胸臆。诗人从美好而热闹的场景中回过神，又回到了起始的心境之中了，更加平添了一种茫然若失、孤独无依、苦闷惆怅的心绪。诗人身边没有一个相识的熟人和朋友，没有人能够分担这份寂寥，只好拉来已经远去的伯夷、叔齐了。诗人唱着《采薇》之歌，抒发自己隐逸山林之志。
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南朝诗风大多华靡艳丽，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珠光宝气的贵妇。从贵妇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四韵。自从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当中，律诗这种新的体裁就已酝酿着了。到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六十余年的王绩，已经能写出《野望》这样的五言四韵，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这一反复，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