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明代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王守仁早年的诗作，以至于在王守仁诗集中寻访不到，然而《登大伾山》诗碑还矗立在大伾山顶禹王庙西侧，大字行楷，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因此，《登大伾山诗》虽然是王守仁早年诗作，但是从书法价值和文学价值两方面来看，不愧为“诗书双璧”。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此期间，王守仁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写诗的时间正如诗碑上落款是“己未仲秋朔”。这在《传习录》上还有演绎性的记载说“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看来，王阳明登第之前已经和王越神交久矣，梦中赠剑，一个军事家刚刚逝去，另一个年轻军事家随即登场，这是大明王朝不幸中之千载幸事。

　　《登大伾山诗》为七言律诗。首联“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不蔓不枝，直奔主题，即点明了登山之意，又用洗练简洁的笔法描写了登大伾山的初步感受。年轻的阳明先生，在公务之余，也许对大伾山这座“禹贡”名山向往已久，正所谓“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今有了机会，于是天刚拂晓，诗人就和二三友人朝大伾山迤逦而来。据《水浒传》作者描述，古时候的大伾山方圆很广，古木参天，是一个幽僻的隐居之处，因此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云破雾，大有游仙的感觉，只是远远望见萦绕在乳白色晨雾中的黛绿的山峦，感觉很近，走起来却很远。这对抱着极大兴趣和幻想的诗人来说，反而更有诱惑力，于是一个“披”字用的好，不仅在烟雾中穿行，还有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精神。山中寺庙的悠扬钟声从远处传来，也许还有悠扬梵呗传来，钟声而形容为“疏”，可谓神来之笔，以动衬静，动静有致，使人觉得这深秋的大伾山幽静深邃，寒意浓浓。这一联写烟写树，写山写人，写声音写色彩，虚实相生，可谓纳须弥于芥子，很有概括性。

　　颔联“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是诗人在山腰高处的远眺，也许是熟悉山川地理的诗人的感慨和畅想。浚县古称黎阳，在明代有“赛江南”之称，流传的谚语说：“从南京到北京，都比不上浚县城。”可见明朝时浚县山下平畴千里“参差十万人家”的富庶面貌。诗人了解历史，不由得感慨：亘古长流的滔滔黄河虽然在宋代已经改道，却给黎阳留下肥沃的土地，这大自然的馈赠，是需要几世几年的修行才会降临的福祉。风湍沙势，沃野千年，包含着深沉的感慨和悠远的怀古之情。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读《登大伾山诗》的颔联两句，读者不禁要和诗人一起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了。

　　颈联“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随着晨雾的消散，旭日的东升，诗人一行涉溪跨涧，继续兴致勃勃地登山。大伾山山势陡峭，巉岩遍布，可是也碧水潺湲。诗人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层层叠叠的青石之间跳跃奔流，不禁觉得这好像一条巨龙盘亘在山腰，鳞光闪动，跃跃欲飞了呢。这时候，峰回路转，已经到了山顶。大伾山山顶开阔平坦，简直是佛祖布道的天然道场。更何况，大伾山东面有面东而坐俯瞰黄河古道的“镇河将军”大石佛，大石佛开凿于五代后赵时期，是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石佛，可以说整个青山，半是巍然佛像，山的绝顶，已然所谓“佛顶”。这时候，朝阳喷薄而出，霞光万道，沐浴着这神奇的山林，礼佛的虔诚神圣和江山壮丽的豪情油然升腾，在年轻的王守仁心头翻滚。古人读书，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做一番丰功伟绩以便流传千古彪炳史册。作为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受君王厚爱和重托来为国之长城王越治丧　，应该感到无尚荣耀。登高怀远，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思维。诗人们每逢登高，大多要怀乡思人，感念故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伤，更何况“秋，士悲也”，在这样一个冷落的时节，涌上诗人心头，诉诸诗人笔下的更多的是悲慨。尾联“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诗人已经登山绝顶，这时候他并没有翘首南望故乡，而翻滚的思绪，径直奔向了遥远的北京城。好像在那目之所及之处，五彩祥云笼罩的正是皇家宫阙，作为受命于天子而又不辱使命的钦差，他在这深秋季节，在这九霄高处，眷念的是国家重托，思索的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这两句诗，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王守仁写作《登大伾山诗》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

　　首联感慨多年未得有做官的机会，到了三十多才好不容易有个官做，感慨这么多年做官的心情已经多半消退了。“三十始一命”，“一命”是官秩最低等，从八品，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工作刻板琐碎。这对隐居耕读十载的岑参来说太失望了。于是感到“宦情多欲阑”，做官的念头消磨殆尽。

　　但失望归失望，因为家无产业，诗人还是不敢对这来之不易的小小官职有不屑之意。“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在这里，岑参流露出对其初授官职不那么感兴趣，从官职的卑微来说，本不屑为之；可是为生活所迫，却不敢以此为耻。其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第三联写景。“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两句中最精炼传神的分别是“吞”、“醉”。前者写出了谷水淹没山间小路、恣肆无拘的情态，后者写出了山花装点药栏、旁若无人怒放的情态，从而表达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留恋。

　　尾联“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两句用典。“五斗米”不是指实数，而是一种修辞手法——夸张，即言其少，意思是指“俸禄微薄”。这是用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除了这首诗之外，岑参还在多首诗中用了这个典故，如“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衙郡守还》）。此诗结尾二句运用了用典、借代的修辞手法，很生动的写景，同时暗喻诗人为了微薄的官禄不得不割舍闲适自得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