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
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
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的“孤舟”和“独钓”的画面作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的、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来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气力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即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
“雪”字笼罩全诗。“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
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炼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元曲中的一些题情的作品写得很大胆，这和诗的含蓄不太一样。其实诗文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不过因其含蓄，就显得不那么刺眼，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史记·屈原列传》这样的评语。
词要露一些，但也有一定的限度，“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秦观《满庭芳》，大概也就只能写到这个尺度了。就这样，秦观还受到他老师苏东坡的批评。
元曲更接近市民口味，因此在表现上更为大胆一些，也确实有一些低级趣味乃至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但是，绝大多数的作品，这让我想起汉代张敞画眉的故事。
有人向皇上举报，说京兆尹张敞不老成，早上居然为妻子画眉。汉宣帝就把张敞找来问。张敞承认确有此事，但是补充了一句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皇上都笑了，自然也不会再怪罪张敞了。见《汉书·张敞传》。
这首曲前面写了那么多，其实是在为最后一句合于情而不合于理、但又是这对恋人实实在在的想法作铺垫。“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快亮了，又快到了分别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甚至希望老天爷“闰一更儿妨什么”。
积薪自以为棋艺功成，天下无敌，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店主婆媳不仅能在暗夜说棋，而且每招每势都是王积薪所不及，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艺无止境、因而“学”亦无止境道理，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虚心，要向内行人多多学习，有一点本领不要骄傲自满，学习提高是无止境的道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人要谦虚谨慎，绝不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故事以王积薪自负棋艺始，以其自认不足终，前后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完整，而且使王积薪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饱满。他的自负虽不足取，但遇到店主婆媳却能不保守、不嫉妒，这又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棋艺得以继续提高的条件。
此词上片描写深秋山峻风急天高地阔的景象和肃杀凌厉气势。下片开头两句突出描写打猎者武艺高强、豪气风发的英雄形象。最后三句，以狐兔比喻世间邪恶小人。此词咏鹰，却通篇不见一“鹰”字。词中没有细致地描绘鹰的形貌，却能使人感到它的凶猛凌厉。词题为咏鹰，实则咏人，以鹰喻人，抒发了不凡的才干和至老未衰的壮志豪情，也表现了作者不满当时统治与嫉恶如仇的感情和性格。
词的上片咏物抒怀，即先以粗犷的笔墨刻画了苍鹰的高傲、威武的形象。接着由鹰及人，描写作者早年就憧憬并狂放地试着实践的雄劲健举的行为，词人通过一种画面的描写来表现他追求过的情景。既体物，又写情，咏写的是鹰，也是“我”，沟通的中介则是物“我”皆具有那一股一往无前的豪健之气。
“寒山几堵”是背景，托出四堵之间的“中原路”从空间的开阔上显出了大体气势，衬托出搏击驰骋的宏伟的施展才干的舞台。“寒山”“秋风”“碧空”为雄鹰翱翔提供了一个广袤、辽远的天地。“寒”字写出秋山之肃杀。“几堵”，意为“几座”，突出山峦之高峻。“低”字写秋风之劲。“削碎”，是用夸张笔法突显风的猛烈。背景场面越广阔，翱翔的气概越宏大，氛围越浓烈，“风低削碎”是以影写形的手法，传神的把大鹰盘旋直下、呼啸而掠的威猛之势灵动写出。陈维崧青少年时期正是李自成义军转辗中原之时。“风低削碎中原路”之突出地点明中原路意图在清剿义军的理想境界有关。
“秋空一碧无今古”从实的方面说天空确是今古都是一碧无际，从虚的角度言则是少年意气的志士眼中，那寥阔的人生背景从来都是属于自己的。“秋空一碧”的独韵单句，起着为前二句拉宽气势、扩大氛围的作用。“醉袒貂裘”的豪迈雄放又颇多清狂洒脱的神态，豪饮醉意浓重。“略记”一句是结上片，启承下片，由“鹰”化入人的镜头，即由物转为“我”。前面写鹰是渲染豪气，“醉袒貂裘”则是人的豪情，结合点是“豪”也即“猛气”。“略记寻呼处”朦朦其辞，融贯其意。寻呼的是鹰，更是寻呼“猛气”，这样就由物化为人，以便夹入议论式的抒情，使意与情趋入“理”化，也即达到深化的要求。这是增强抒情力度的需要。
下片抒情言志，其过片一句“男儿身手和谁赌”，用议论句，转得很妙。顺上阕驱鹰逐兽的场景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的牢骚不平，出语豪迈、悲愤，且精警犀利。空有一身武功绝艺，却只能在猎场上与人一赌高下，未免无聊。“和谁赌”暗藏了怀瑜握瑾而不见用的抑郁寡欢。“老来猛气还轩举”则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决心。
紧接的一句“人间多少闲狐兔”，交代了词人发愤图强的原因。“闲狐兔”其实是奸佞小、恶人的代称。因为人间尚有很多的恶人、小人，在侵凌着正义和善良，所以“我”寝食难安，立志要像雄鹰搏击狐兔一样，去惩奸除弊，还人间以公道。这就是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下片末尾两个句子，用荒莽的景象收束全篇，于奔放之余作含蓄的曲折，呼应篇首的“寒山”二字。月黑沙黄，正是鹰出猎的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我”是特别地想你，渴望能像你一样搏击于寥廓的天宇。着一“偏”字，可见出此人对鹰的喜爱。“此际偏思汝”有言外意，“思汝”，即“此际谁知我”，思的是鹰，思的是建功立业的才智之士，其实也是思作者自己，这种“思”换句话说也是作者的自我追求的表陈，寻求的思念的是被英主贤大臣的认识、赏识、承认，从而得以一展大才，有所建树。
从作者人生经历来看，多年科举不第。增添了作者心头的悲凉情绪，而朝廷的腐败，更增添了词人心头的激愤。郁悒的情怀通过咏鹰来表现，倒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全词咏鹰，不落行迹，句句切题，构思细密，用典精妙，措辞激烈，是清词豪放派的代表作。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