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唐时，以相互送别为题的绝句颇多，或写景寄情，或直抒心怀，在写作上手法多样，千姿百态。这首《峡口送友》，它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客中送客，自难为情，况又“万里”之远，“同为客”呢？作者身为客人却反客为主，淋漓尽致地表露了自已送客惆怅心情。
首句写眼前景物，点明时间、地点。这句中“峡口”表示地点。“花飞”就是意象，也就是飞花。“欲尽春”则直接表明季节是暮春，“去住”形象的描绘，写到“客”、“主”双方。说明该诗词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烘托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外面渲染衬托，使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艺术创作，是一种从侧面渲染来衬托主要写作对象的表现技法。写作时先从侧面描写，然后再引出主题，使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第三句转写“来时”，为下句铺阵，第四句用“今日翻成送故人”作结，写出彼此间的惆怅心情。选材一般，写法却比较别致。可见，作者匠心独用，想象力较为丰富。表达出作者用伤春之景正面烘托离别之情。
该诗使用一个或多个意象来描摹景物特征，渲染氛围，营造意境，并蕴含作者的思想感情。峡口花已飞落，知道春将逝去。惜春之情奠定了全文悲的情调。“天涯”二字让人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思念或是生离，“泪沾巾”将更多的可能留给了生离。别情总是最伤感最缠绵的，而客中送客更是悲苦深刻。寄身是客本已凄凉，又遇别客情，则比一般的送别更加的悲凄。哀伤自己异乡为客，无论是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寄托和依靠，缺乏安全感和安定感，总感觉人在虚里飘。难得结交一挚友，可是如今却要话别，别情可谓凄凉入骨。作者将别情融入自己的身世处境，情感更加的深刻复杂。
此词以男子的口吻，写一女子弹筝的情景，并在其中渗入爱情与离愁。
上片描写从前女子在与情郎相聚时弹筝的情景。起首一句好似一个特写镜头，先画出这位女子的娇柱美态。此时她仿佛坐在筝前，旁边站着一位英俊少年。在弹筝之前，她娇羞怯怯，理了理头发。“整翠鬟”三字把她内心深处一股难名状的激动感情恰当地反映出来。下面“得意频相顾”一句，是写这女子弹筝弹到高潮，她的感情已和筝声溶为一片，忘记了方才的羞怯，不时地回眸一顾，看看身旁的少年。这是用白描的手法表现演奏者与欣赏者的感情交流。
“雁柱”二句具体地描写筝声。唐宋时筝有十三弦，每弦用一柱支撑，斜列如雁行，故称“雁柱”“一一春莺语”，系以莺语拟筝声。白居易《琵琶行》云：“间关莺语花底滑。”韦庄《菩萨蛮》云：“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似为此句所本。前一句以“雁行”比筝柱，这一句以“莺语”状筝声，无论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美感。而“十三”、“一一”两组数字，又使人觉得女子的十指在一一按动筝弦，轻拢慢捻，很有节奏。随着十指的滑动，弦上发出悦耳的曲调。在这里，词人着一“语”字，又进一步拟人化，好像这弦上发出的声音在倾诉女子的心曲。
下片写此时两情隔绝，凄苦难禁。“娇云”二句，语本宋玉《高唐赋》，暗示他们在弹筝之后曾有一段幽会。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分离了。着以“柱易”二字，说明他们的分离是那样的轻易、那样的迅速，其中充满了懊恼与怅恨，也充满了怜惜与怀念之情。“梦断知何处”，表明他们的欢会象阳台一梦；然而鸳魂缥缈，旧梦依稀，一觉醒来，仍被冷冷清清的氛围所笼罩。
结尾二句，写男子深院独处，黄昏时刻，谛听着窗外的雨声。阵阵急雨，敲打芭蕉，这是男子在回忆中产生的错觉，也是他迫促烦躁心情的写照，同时又表现了孤栖时刻幽寂凄清的况味。雨声即为筝声，这样的筝声，最易触动愁绪。
这首词巧妙地运用了哀乐对比。上片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明快的节奏；下片则情深调苦，表现了孤单寂寞的悲哀。以乐景反跌哀情，故哀情更为动人。词中正面描写弹筝的女子，而以英俊少年作侧面的陪衬；上片中写这男子隐约在场，下片中则写女子在回忆中出现，虚实相间，错综叙写，词中的感情就不会变得单调。作者善于运用比喻，如以“雁行”比筝柱，以“莺语”拟筝声，以“娇云”状远去的弹筝女子，以雨打芭蕉喻筝中的哀音，或明比，或暗喻，都增加了词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朱绂”此处用以指代游者，正显示其身份之尊贵。“尘境”与“梵筵”相对，一指世俗生活的地方，一指超脱红尘的佛寺。诗人陪同这位贵人离开了世俗的境地，来到这青山环抱之中拜谒佛寺。
“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两句纯用佛典当中的用语。“这两句是说佛法能开启众生觉悟的道路，能超度众生脱离迷川，到达理想的彼岸世界。诗人这里是借眼前之景既赞颂了佛寺、佛法，又赞颂了来游禅寺的人。
“岭树攒飞拱”以下四句是从宏观上描绘佛寺之壮观，也是诗人刚入禅寺所看到的景色。山岭上茂密的树木簇拥着寺庙的飞栱；岩石边的繁花覆盖着谷中的幽泉；寺中的高塔，高耸入云，似乎凌驾于海日之上；而雄伟的殿宇，气势非凡，又好象超出于江烟之上。“海日”、“江烟”在这里无非是用以烘托“塔形”与“楼势”，不一定意味着这禅寺真的在海边江上。所以对诗意的解释不必过于拘泥。这四句诗不但对仗工整，而且用词精妙。“攒”、“覆”、“标”、“出”四个字把环境的幽美，庙宇的雄伟写尽写足了，也写活了。
“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随着这两句诗的展开，诗人之笔深入到了佛堂之中。由此可以体会到全诗似乎是由外而内逐步深入的。佛寺里的香烟弥散于“三天下”，宏亮的钟声在千丘万壑之间回荡不绝，象征着佛门广大，其影响正普及于天下。这两句诗气魄宏伟，正是李太白的一贯诗风。
“荷秋珠已满，松密盖初圆”这是进入到禅堂深处了。这两句虽仍是写景，却隐含着佛理。秋天荷叶上布满了晶莹的露珠，繁茂的松树已亭亭如盖。这两句描摹景色，细致入微。“已”、“初”两字用得十分确切，“圆”、“满”更是语带双关。“圆”，“满”两字一方面赋于荷珠、松盖以鲜明的形象和勃勃的生机，准确地传达出荷珠松盖的神韵情致；另一方面又隐含着禅机。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一节“说圆”写道：“释书屡以十五夜满月喻正遍智”。他广征博引上座大众诸部经典，如《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等等中的各类例子。可见以“圆”“满”作为“如来智慧”的形容在佛家经典中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人们也说功德圆满之类的话。诗人在这里揉诗意禅趣于一体，可谓巧妙之至。
“鸟聚疑闻法，龙参若护禅”两句进一步借写景点明身在佛寺，也像“鸟”与“龙”一样受到佛理佛法的薰染，体验到佛法的威力。
“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两句借用伯牙钟子期的故事，自谦和的诗愧非知音。《吕氏春秋》载：伯牙鼓琴，遇钟子期，伯牙志在泰山，子期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志在流水，子期又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从此“高山流水”成了“知音”的象征。
李白一生与道教关系密切，自称“臣是酒中仙”，以贺知章赠给的佳号“谪仙人”自傲。但是他与佛教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密切，他自称“青莲居士”，并有诗言道：“金粟如来是后身。”据有人统计，与李白交游的僧人有三十余人，他还曾从两位高僧学法。他寄居过的佛寺寺院有名可考的便有二十余座，他写的有关佛教的诗文有五十多篇。李白在这首诗中用了大量应景的佛家典故，胡震亨曾说道：“诗家拈教乘中题，当既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李白在这首诗中基本上是为了应景而用佛典语，但他用得精工，用得巧妙，景语佛语熔于一炉。这就表现了他的诗学佛学造诣均卓越非凡。这首诗音律精严，对仗工稳，是一首典型的律诗。确实，最能表现李白心胸、抱负、胆识的是他的乐府古风之中的许多不朽之作，但这首诗虽是应酬之作，仍表现出他超凡脱俗的横溢的才华，于“端整”中不失“飘逸”。诗中没有明写游禅寺，但几乎每一句每一字都不离一个“禅”字，使人一下子便能悟到诗人说的是禅寺，这些地方也可见诗人深厚的功力。
这首诗也许不能代表李白诗作中主要方面，但正因为其独特更说明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恰如要全面地了解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之外，《秋兴八首》也不可不读一样，读读这首诗，对全面了解李白是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