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词，所表现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情思。全词语言细腻，深郁多情，既有全方位的场景描写，又有细致入微的景物刻画，移隋入景，情景交融，描绘了一幅清雅脱俗的仕女相思图。
上片着力描写女主人公伤春自怜的孤寂心境。
时序暮春，美好的春景很快就要残尽，黄莺的啼声日渐老涩，再也不是“莺初学啭尚羞簧”那么稚嫩清脆、悦耳动听。先前斗艳争妍、缤纷烂缦的红花，纷纷辞谢枝头，飘零殆尽。绿叶成阴的梅树上竟已悄悄结出了小小的青果。这是十分精彩的景物描写。“莺声”“红英”“青梅”，仅仅三项事物，由于极富春的特征，足以将无边春色展示具体。“色”与“声”，“青”与“红”，“老”与“小”，对照映衬，生动鲜明，炼字工巧，耐人寻味。“将阑”“渐老”“落尽”而“小”，更是次第分明，动感强烈，春事阑珊的衰残变化，足以惊心动魄。妙在虽不言情而情自见：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一旦有此感触，自然也应该是“春色恼人眠不得”（王安石《春夜》）了。
户外如此触景生感，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静，更无伊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春光更快地消逝。画着山水图案的精美尽风，半开半掩，可无人有心肠去理睬它。香炉里燃了许久，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幽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半掩”“蒙蒙”“袅”“静”，用词精当，刻画入微，生动地展现出一个华丽精美然而冷落空虚的画堂环境，巧妙地折射出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郁郁情怀、沉沉幽怨，完美地构成了环境与心境的和谐统一。
下片着力抒发女主人公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
闺中愈是孤寂，愈加怀念伊人。想当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依依惜别，密约归期，千般叮咛，万般嘱咐，情意何等深沉。可谁知到如今望不到伊人寄来的音信，盼不见伊人归来的身影。“沉沉”“杳杳”，巧用叠字，突出离别情思的幽暗深远与辽阔无际。既然如此，谁还有心情去对镜梳妆，“菱花尘满”，细节突出。“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听凭菱花宝镜积满了灰尘，也懒心无肠地不去拂拭它了。思念伊人，情不能已，还是再到楼头去看看罢，说不定能盼望到伊人意外归来的行旌哩！可是事实无情，依然只有失望，沮丧之余，哑然无语。但见万里长空，一片阴沉，恰似闺中的心境；唯有芳草连天接地，一直延伸到伊人所在的远方。借景抒情，造语自然；芳草怀远，巧于用典。“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送别》）“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当离情别恨使人伤感至极时，真好像魂魄离体而去一般。凄惋之情，溢于言表；不尽之意，更在言外。
总之，全词由描写景物起，又由景渲染情，将暮春时节一位闺中思妇怀念久别爱人的孤寂情怀抒写得委婉动人。上片写景，情由景生，景中有情；下片写情，寄情于景，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浑然，于是情经景纬，织成天机云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