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这是一首抒发思乡之情的小令，借秋夜的月光、桂香、砧声、雁鸣等意象写游子思乡的离愁别恨。全曲通过色、香、声、感，将“秋夜”与“客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情景一体，清丽秀美，口语自然而又有韵律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曲写景主要写动景，月光桂香在随风飘荡，砧声雁声打破了秋夜的沉寂。它们从视觉、听觉、嗅觉上勾起了游子的离愁别绪，描绘了秋夜月色朦胧、桂花飘香的寂静而温情的画面；营造了怀乡的氛围，为抒发思乡情做铺垫。雁鸣可以敲打愁绪，“叫起”“敲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愁写得可闻可感，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游子内心的愁苦。
“月光”“桂香”“砧声”“雁鸣”这些意象，读者再熟悉不过。此曲能从众多写思乡情怀抒旅愁绪的诗词脱颖而出并被后人传诵，不在于选用了新奇的意象，而是得益于高超技法的运用：巧妙对比，极尽曲折。“月光，桂香，趁者风飘荡。”开篇呈现出一幅银辉泻地、微微闻到风中飘荡的桂香的美妙场景。“桂香”在古代多容易引起人的思乡之情，因为“桂”音同“归”，在这里作用是巧妙地衬托出作者思乡的情绪，于自然中入景入情，就好像把愁绪写活了，自己飘到了作者的眼前。漂泊在外的文人士子除了要受风餐露宿、舟车劳顿之苦还有功业未成前途未知的精神折磨。应该说，清风朗月多少能除却作者的颠沛流离的疲乏，稍稍能舒展连日的愁眉。但毕竟，孤身在外，不是金榜高中之时，不是衣锦还乡之时，不是知音相聚之时，所谓“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眼前美景在作者眼中不免静幽清冷，秋风秋月，让作者感到不是清爽畅适，而是寒意袭人。与其对月伤怀，不如回屋休息。乡愁终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情感纠葛，并不会随作者安顿而消散，这种愁怀在作者的梦里如约而至。现实中不得归家的作者在睡梦中如愿以偿“梦家山”。作者应有“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的感觉。但天不假缘，恼人无情的砧声雁鸣惊扰了作者的好梦，将其拉回现实。
古诗有以砧声写相思的传统。关于“捣衣”，一说，古时衣服常用纨素一类织物制成，质地较硬，须先置于捶布石上反复舂捣，使之柔软。一说，洗衣时用木杵在砧上捶击衣服，使之干净。无论制衣也好，洗衣也好，女子都藉以传递对在外征战应第或者行商的丈夫的相思。捣衣多在夜晚，是因为白天光线充足，需侍弄田地，烧饭喂猪，捣衣是不需要很强的光线的，利用夜晚月光即可。皓月当空，既照亮家人，也照亮远方亲人。阵阵捣衣之声，更引发作者的乡愁，家乡的妻子此时怕也正在对月伤怀赶制冬衣吧。本是先有天霜（天气变凉），后有砧声，作者却反弹琵琶，说是“砧声催动一天霜”，用语新奇。“一天”即“漫天”，漫天霜既写出秋夜之寒，又写出作者内心透凉。在古代大雁是用来传书的，采用了“大雁”这个意向，用在这里是写归感。大雁的鸣叫本身是不带任何感情的，但是落在作者耳里就带了离愁别绪，叫得人心震荡，一声声敲打着作者脆弱的心，引动带着离愁况味的情，作者对情的打磨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故这雁声让作者意识到候鸟已在归途，旅人归乡日期却无从得知。这夜深人静时的砧声雁鸣不啻惊雷，在作者耳边炸响，敲击寂寞苦愁的内心。外面的世界，月如，夜更凉。而作者身上，“罗衾不耐五更寒”，“夜凉，枕凉，不许愁人强”。再想入梦以成奢。清冷幽静寒气逼人的寂寞世界，只剩下一个愁苦旅人哀伤怀乡。
作者本想一抒寂寞和乡愁，但开篇却从清爽宜人的夜景写起，这与下文作者内心的愁苦哀伤构成一层对比；中间写梦里还乡，以梦中的团聚写形单影只构成第二层对比。两重对比将孤苦寂寞表现的淋漓尽致。作者的情感也多次变化，未置身朗月清风桂相袅袅的夜景应是寂寞；当受桂香涤荡，不免有淡淡的喜悦；这种喜悦随梦里还乡升至顶点，梦中醒来，听到砧声雁鸣，感到夜凉枕凉，情感跌至冰点。一波三折，感人肺腑。
《尊前集》此词归于李白。从词的内容风格看，接近敦煌民间词，可能是民间曲辞而托名李白的。《草堂诗余》前集卷下作宋末陈达叟词，《历代诗余》卷九作南宋陈以庄词，皆误。
词中“衡阳雁”，犹云南飞雁。雁是候鸟，秋来南飞，传说到衡阳为止，不过湖南衡山的回雁峰。“一行书”，用雁足传书故事。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放到北海冰雪中牧羊。汉昭帝派使者去要回苏武，匈奴诡称苏武已死。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中带着信，说苏武在某大泽中。单于只得把苏武放回。又雁行排成“一”字，即一行书，这里语带双关，责怪丈夫人不如雁，雁有千声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托飞雁捎来。
此词以思妇的口吻述说：秋雁打从作客北地的丈夫那边飞来，因此见雁思人。但是，雁能传书，他为什么不托大雁捎个信来呢？岂不是太薄情了吗？于是不禁转而怨恨起来，甚至气得哭了，发誓来春雁北归时也不给他带信。这种气愤和责怪，不免毫无根据，错怪对方，但却是情极而生，表明思念之深和悬望之切。要是一旦来书，不知该多么高兴和欣慰。词中痴语，怨语，实际上都是情语。从见雁起兴，到最后赌气罚咒，生动地表现了词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态，使这首词富于民歌风味。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