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本首词中记录了女主人的不幸遭遇和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上片写被掳北去时告别故土的沉痛心情，下片写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敌人的仇恨。整首词的抒情哀婉真挚，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词的上阙，写她被掳北去，不得不离别故乡山河时的沉痛心情。

　　上阕四句，一山一水，两两相对，可以说是一副十分工整的对联，在词作中，它又是不很常见的隔句对。“云峰”、“烟波”，既写山高水阔，又写出春天雨多云多的景象，再加上作者心伤情苦，泪眼朦胧，因此山河呈现出一片迷茫的景象。“云峰”前冠以“千里”，“烟波”前冠以“万顷”，写出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暗示作者对它的深情。但此时却满目疮痍，河山破碎，大批人民被掳北去，不能安居故土，这万千愁恨怎能不一齐迸发！“千里恨”、“万顷愁”极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深仇大恨。

　　同时，她移情于物，移情于淮河山水，使山河也充满了愁恨，因为它们是这场患难的最好见证。千里，从纵的角度形容愁恨；万顷，从横的方面予以夸张，这样的表现手法就将愁绪这种无形的情感有形化了。具体化了，它与以往的某些表现手法有所差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胡楚《寄人》：“若将此恨同芳草，犹恐青青有尽时。”他们着重表现的是愁恨之无穷。应该说这些写愁之作都各自有其艺术的独创性。但这个淮上良家女的这两句词却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一种泰山压顶、窒息心胸之感。

　　词的下阕写她被驱赶向西，而她的心却一直向东。

　　“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两句既是对上片的总结，又是作者眷恋山河的进一步具体描写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眷恋的感情也越来越重。她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直至山水完全遮断了她的视线。天涯沦落，何时能回到故乡的怀抱？这一切使她感到茫然。这一去，也许是永无归日了，只能此刻回首东望，直至“遮断”为止。“东望眼”三字，真实地写出了被掳者逼迫而不得已，朝西北方向行进而不断回望故乡的情景，极形象地表现了她不忍离去的痛苦。

　　面对着这一切，“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这恨，是指对金人南犯之恨，对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无耻南逃之恨；这愁，是为乡土遭受蹂躏而愁，为被掳后的屈辱生活和颠沛流离而愁。旧恨加新愁，让一个弱女子如何经受得了！“恨旧愁新”四字，一般用作“新愁旧恨”，语意显得平淡。而将“恨”、“愁”二字前置，不但使句尾协韵，加强了音韵美，且构成了两个节奏紧促、意思完整的短句，使人感到语新气逼。末句刻画了一个哀怨至极而又沉默无语的形象。“有泪无言”，是她的一腔悲愤无处、也无人可以倾诉，只有和着泪水忍声吞下这时代加给她的深重灾难，这实际上也是对南宋投降派君臣的一种无声的谴责。“晚春”既点出被掳的时间，也含有春光将逝无可奈何的情思。

　　这首小词诉说的是一个被金人暴力胁迫的无力抗争的弱女子的遭遇与悲苦，凄恻动人，它能引起人们对女主人公的无限同情。词的形式义富有民歌的特色，写山写水，说愁说恨，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这首诗通过送别兄长时的场景描写，表达出真挚的同胞亲情。前两句写别时的场景，借景寓情，以离别的路上见到的云喻兄长四海飘泊，又以离亭边的树枝象征着兄长即要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后两句抒情，移情于景，诗人感叹人不如雁，雁尚能相亲相近，同往同归，不分不离，而人生老是离别，叫人感伤嗟叹，表现心境的不平静和离别亲人的失落感。这首诗语言自然朴素，情感含而不露，深沉真挚，耐人品味。

　　关于这首诗，所传甚少，独在《全唐诗》方见之，对作者的介绍是“如意中女子”，其真名实姓、生卒年月、何地之人等皆无从考证，唯能全凭《全唐诗》注解了。《全唐诗》写道：“女子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由此大致能推断，诗人是南海人，此诗出自唐武则天时代。

　　此诗第一层：“别路”、“离亭”，相当于驿站，是古代送别、饯行的处所。点明地点，暗含事件，感情由此铺开。“云初起”，要么是清晨，要么是傍晚，要么是雨后天开。但一切景语亦为情语，一语双关，亦指心中“愁云初起”。“叶正稀”，结合下句中诗人触景生情联想到的“雁”来推断，应该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秋风紧，黄叶飘零，“离亭”前的落叶，为秋风扫荡，渐次稀疏，着实苍凉，着实沉重。

　　第二层：古人送别有折柳相送，寓“留”于“柳”的习俗。此处的叶，可能就是柳叶。前面不断有人送别，使得柳条折尽，渐渐稀少，真是一条柳枝一片心。而现在，尽管柳条稀少，但她还是要再折一枝赠与兄长，此中惆怅叫人难以消受。至此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人静静地站立，眼望兄长渐去渐远，马蹄声终于被重叠的山峦阻隔。心中更是生出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自怜叹惋。“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雁的迁徙，总是结队成行，同出同归。可是人迫于环境所限、条件所囿，而不能与兄随行，而兄去妹留，各自孤单，再也不能心心相印了，诚为可叹。并且，这一“归”字可以做两种分析，一者：妹在家，兄启程外出。那么，这里的“归”便是“同出同归”的意义了，诗人大部分的思想放在了兄长身上，是对他一路风尘、外行凶吉的牵挂；一者：两人皆在外，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流落他乡。此时兄长启程，回返故里，而独留妹一人不与同归，此间便更生出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身如浮萍、命如蝉翼的慨叹。

　　全诗寥寥数语，连题目仅二十二字。用字之俭约，另人折服。题目“送兄”，点明主旨，定下全诗的基调，是送别兄长。至于上面推测的种种情况，全无交代，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而与此相比，后来大诗人李白的《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送族弟单父主薄凝摄宋城主薄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留饮赠之》等很多这样的诗标题就大为失色了。此诗前两句表明了地点和大致的时间，大肆渲染了送别的场景。心中的惆怅、离别的情怀跃然纸上，如江如河，翻涌不息，却仅用了十个字；后两句也是十个字，突出了“雁”、“一行”、“归”，使得感情再次升华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上，由送行也到了对人生的慨叹，对身世的质问，情长纸短，惜墨如金。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说过，“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从古至今，离别诗一直都在诗篇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各具风格、各至一家。对这一首也作一简要的分析。“别路”、“离亭”形成对举，一咏三叹。在克俭如金的字数中，这算是泼墨如云、大肆渲染了。为的是以景衬情，为下两句做好铺垫。而且诗人善于选取特景：“别路”、“离亭”、“云”、“叶”等等，暗藏离愁别绪之情。

　　紧接着，笔锋陡转，采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将镜头对准天上的“雁”。当然，这里也许是虚写。由“雁”的特性联想到人，将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生发哀情，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为读者将全诗刻画成了一幅隽永的画面，印入读者的脑海中。其意境深远，空间开阔，且满目皆萧然，满腔皆哀伤，满腹皆愁绪，实在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且诗人时龄七岁，且为女子。在古代轻视女子，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能如此善用这样的艺术技巧，实在让人费解，惊异。

　　再回到全诗，通篇都是情深意切，而字字珠玑，语言简朴、明白如话，意境高妙。这样的诗篇，在中国古诗词中实在不可多得。难怪有人称她为“神童”、“奇女子”，于情于理，都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