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以优美的意境和音韵,描写钱塘江畔歌妓的生活。上片以女子口吻出之,写梦中女子所歌,下片追忆梦中情景,抒写对远别情人刻骨的相思。
上片是梦中女子所歌,故以女子口吻出之。首句“妾本钱塘江上住”,写女子自道所居,看似平平,实在颇堪玩味。北宋时杭州已是繁华都会,多酒楼妓馆,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句中已暗示这位女子的身份。紧接“花落”二语,已含深怨。岁岁芳春,花开花落,更惋伤那美好的华年如水般流逝。这本是旧诗词中的常语,可是这里加上“不管”二字,所感尤大。等闲开落,何其无情,全不管人们的伤春心事,那就更加深了身世的悲感了。这位家在钱塘江上住的女郎,也许是司马旧日的情侣,作者托诸梦寐,以寄相思相别之情。前三句写一位风尘女子,感年光易逝,世事无常,想必也厌倦了歌妓生涯,而又苦于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吧。“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写残春风物,补足“流年度”之意。燕子衔着沾满落花的香泥筑巢,仿佛也把美好的春光都衔去了。“衔”字语意双关,有很强的表现力。燕子归来,行人未返,又正是恼人的黄梅时节,不时听到几阵敲窗的雨声,楼中人孤独的情怀可想而知了。黄梅雨,是江南暮春的景物,蒙蒙一片,日夜飘洒,恰与在纱窗下凝思的歌女凄苦的内心世界相称。
下片写词人追忆“梦中”情景,实际上是写对远别的情人刻骨的相思。“斜插”句,描写歌女的发式:半圆形的犀角梳子,斜插在鬓云边,仿佛像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句意与毛熙震《浣溪沙》词“象梳欹鬓月生云”同。女子的装饰,给词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轻轻地敲着檀板按拍,唱一曲幽怨的《黄金缕》。《春渚纪闻》载,梦中女子歌“妾本”五句,司马爱其词,因询曲名,女子答是《黄金缕》。唐代有流行歌曲《金缕衣》,当时名妓杜秋娘曾经唱过它:“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象征着青春,象征着欢爱。歌曲的主题是劝人及时行乐,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梦中女子唱《黄金缕》,大概也是这个用意。联系起上片“花落”二语,益见其怨恨之深。情人远别,负却华年,花谢春归,使人满怀幽怨。
“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全词至此,作一大顿挫。写词人梦醒后的感怀。“行云”,用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典故,暗示女子的歌妓身份,也写她的行踪漂流不定,难以寻觅。“南浦”,因用为离别之典。两句写梦回之后,女子的芳踪已杳,只见到明月在南浦上悄悄升起。这里的“梦回”,也意味着前尘如梦,那一段恋爱生活再也不可复得了。
该词虽通篇不见“梅”字,却处处抓住梅花的特点着意描写。词人运用拟人化手法,借梅花以自喻,梅花与人熔为一体,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含蕴其中,寄托遥深。全词寓意深婉含蓄,余味悠长。
起句“幽姿不入少年场”,其意略同词人《卜算子·咏梅》词中的“无意苦争春”。所以“不争”、“不入”的人,为洁身自好。幽姿者,美姿也。“幽”字有沉静淡泊意味,与歌舞喧闹的“少年场”相对。此句看起来是直接书写,其实是赋与兴相结合,是赞梅,也是自赏。以下三句,转为自怜自伤。
“无语”二字是感慨当时自己的国事、身世都有不可说的地方。北方金、元厉兵秣马、虎视耽耽,而南宋朝廷,主和议者多,主战者少。一般权贵只知追名逐利,求田问舍。国事如此,夫复何言。从词人身世来说,虽然具体背景不知道,但显然未受重用。既肯定身为“幽姿”,理应洁身自好,清贫且有自己的操守,和世俗之人不同,做一个佳人高士,大部分都是这样。然而词人用事心切,耐不住寂寞,既不愿意和奸诈小人所苟同,但是僻处一隅词人又不免不了感伤一番,这种矛盾心情,词人也说不出口。故才会说“飘零身世”、“冷淡心肠”。
下片“江头月底”三句是写梅花风韵,也是词人自我写照。漫步于江边月下,梅花疏影横斜,清香四溢,是诗境,也是梦境。几句把梅花与词人清绝愁亦绝的况味传出。结尾两句,和前文相呼应,于是词人作自赏之语,冲破了前边凄凉感伤的情调,以“光荣的过去”排遣内心的矛盾。“东皇”意味着梅花虽然没有到开花的时节,然而蒙受着花神眷顾,于是花神让梅花先开放,早早的占用一年最初的芳香。
这篇词中,词人虽做出了一副自负自傲的姿态,然而正如李广罢官后过霸陵自称“故李将军”一样,词人的心情仍是悲凉的。全篇遣词造句,意趣十足,梅话与人难以分辨。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道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道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道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道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