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首题画词写得生动逼真。上片写画中美景。青青柳丝,赤泥小亭,亭下流水,鹭鹚对浴。下片写荷花与人交相辉映。
把物与人融为一体,为全画增添无限情韵。全词意境幽美,工丽新巧。
朱敦儒曾作渔父词六首,这首是其中之一。
绍兴二年,朝廷“访求山林不仕贤者”(《二老堂诗话》),作者被召,回到临安,先后任秘书省正字,兼兵部郎官及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等官职。后又被劾,罪名是“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宋史·朱敦儒传》)李光反对议和,为秦桧所忌,而遭排斥,朱敦儒也因此止仕。陆游说他“居嘉禾,与朋侪诣之,闻笛声自烟波间起,倾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周密《澄怀录》)他自己也有词《好事近》记道:“失却故山云,索手指空为客,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过着远离世俗的生活。
这首词的开头“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写出作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潇洒疏放的襟怀。“活计”两句,勾勒出一位渔父的形象。
在词作中描写渔父的形象,在敦煌曲子词中就有了。如:“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渔竿。棹向碧波深处,几重滩。”(《浣溪沙》),这实际上是徜徉山水的隐士生活的写照。
这里的渔父形象,实际就是作者晚年的写照。他长期住在嘉禾,过着远离俗世的生活,所谓“醒醉无时”、“披霜冲雪”,都是指安闲自得,自由自在。
下片写的晚景,更是景色迷人。请看,夜晚来临,一轮新月升起在天空,月光洒满大地,水天一色,万籁俱寂,只有孤鸿的身影时隐时现。在这样一幅山水画中,一位渔夫,也是作者自己,在静静地垂钓……。
作者所描绘的鸳鸯湖,即浙江嘉兴南湖,那儿“波平岸远,酒酽鱼肥”,渔舟泛浪,萎荷沁香,引得许多画家、文人讴歌之。唐人张志和有渔父词,元代画家吴镇曾“笔之成图”,并写下八首《酒泉子》,“鸳湖春晓”,即其中一景:
湖合鸳鸯,一道长虹横跨水。涵波塔影见中流。终日射渔舟。彩云依傍真如墓。长水塔前有奇树。雪峰古甃冷于秋。策杖几经过。
与这些词作相比,朱敦儒的这首渔父词,当然是上乘的山水风物词。只是词人退隐之后,对于国事的关切逐渐淡漠,这是很可惋惜的。他曾月夜泛舟吴江垂虹亭,流连忘返:“放船纵棹,趁吴江风露,平分秋色。帆卷垂虹波面冷,初落萧萧枫叶。万顷琉璃,一轮金鉴,与我成三客。碧空寥廓,瑞星银汉争白。”(《念奴娇》)进一步表示要“洗尽凡心,相忘世尘”。而不再是当年在“南海西头”时,“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浪淘沙》)那种痛心中原沦陷敌手的悲恨心情了。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