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陲。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这一句是对范仲淹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熙宁七年(1074年)及元丰八年(1085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