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首章写初见天子的情景及感受。“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自古以来,阳光雨露多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和比喻,而微臣小民多以草芥自比,因此,这开头两句可以是兴,也可以看作比。有幸见到了君王,或是得到了君王的恩宠,当然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心里有多高兴自不待言,因此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似是日日夜夜,朝思暮盼,今日终遂心愿后的表述。因为在诸侯看来,入朝面君,无疑是巨大的幸事,一个“写”字,形象地描画出诸侯无比兴奋、诚惶诚恐、激动得难以言表的感受。境由心造,心情舒畅当然见什么都高兴。和君王在一起宴饮谈笑,如坐春风,因此,自然会得到君王的首肯、赞许,尽情享受那种恩遇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当他们与天子共享宴乐之时,便争相倾吐心中的敬祝之情,完全沉浸在圣洁的朝圣之乐中。
二、三两章进一步描写君臣之谊,分别从诸侯与天子两方面落笔。对诸侯而言,无疑应感谢天子圣宠,“为龙为光”,这当然是“其德不爽”的结果。故最后祝天子“寿考不忘”;对天子而言,则是描写其和乐安详的圣容及与臣下如兄弟般的深情。可以说抓住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天子的风仪及修养。这样可亲可爱的天子,不可能不受到臣下的拥戴与崇敬。
末章借写天子离宴时车马的威仪进一步展示天子的不凡气度。看那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听那叮当悦耳的铃声和鸣,威而不滥,乐而不乱,恰恰表明天子不仅能够泽及四海,而且可以威加四夷,因此,他才能够集万福于一身,不愧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全诗以“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作结,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其乐融融的大祝福场面:四方车马齐聚,鸾铃叮当悦耳,臣民齐祝君王,万福万寿无疆!想来真是令人激动满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诗无论内容或是形式,均体现出雅诗的典型风格。因表现的是诸侯对天子的祝颂之情,未免有些拘谨,有些溢美,比起健康活泼、擅长抒发真情实感的民间风诗来,在艺术与情感上,可取之处便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