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这是一首情意深长的送别诗,作者通过送别环境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意。
首联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交代出了告别的地点。诗人已经送友人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辔,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流过。这两句中“青山”对“白水”,“北郭”对“东城”,首联即写成工丽的对偶句,别开生面;而且“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用词准确而传神。诗笔挥洒自如,描摹出一幅寥廓秀丽的图景。未见“送别”二字,其笔端却分明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
诗人借孤蓬来比喻友人的漂泊生涯,说:此地一别,离人就要象那随风飞舞的蓬草,飘到万里之外去了。此联从语意上看可视为流水对形式,即两联语义相承。但纯从对的角度看不是工对,甚至可以说不“对”,它恰恰体现了李白“天然去雕饰”的诗风,也符合古人不以形式束缚内容的看法。此联出句“此地一为别”语意陡转,将上联的诗情画意扯破,有一股悲剧的感人力量。古人常以飞蓬、转蓬、飘蓬喻飘泊生涯,因为二者都有屈从大自然、任它物调戏而不由自主的共同特征。所以,此句想到“蓬”的形象时十分沉重,有不忍之情,非道一声珍重可比。太白集王琦注云:“浮云一往而无定迹,故以比游子之意;落日衔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人之情。”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关心,写得流畅自然,感情真挚。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颈联是说,浮云像游子一样行踪不定,夕阳徐徐下山,似乎有所留恋。
颈联写得十分工整,诗人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飘浮,象征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
中间两联切题,写离别的深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尾联是说,挥挥手从此分离,友人骑的那匹将要载他远行的马萧萧长鸣,似乎不忍离去。
尾联两句,情意更切。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挥手”,是写分离时的动作,那么内心的感觉又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班马鸣”的动人场景。这一句出自《诗经·车攻》“萧萧马鸣”。班马,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仿佛懂得主人的心情,也不愿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有无限深情。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李白化用古典诗句,著一“班”字,便翻出新意,烘托出缱绻情义,可谓别具匠心。
《送友人》为李白的名篇之一。这首送别诗写得新颖别致,不落俗套。诗中青翠的山岭,清澈的流水,火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相互映衬,色彩璀璨,寓情于景。班马长鸣,形象新鲜活泼,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画面。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写得有声有色,气韵生动,画面中流荡着无限温馨的情意,感人肺腑。这正是评家深为赞赏的李白送别诗的特色。
这是一首颇有趣味充满深情的送别诗。作者的友人王逢是一位棋艺高超的围棋国手,于是作者紧紧抓住这点,巧妙地从纹枰对弈一路出发,以爽健的笔力委婉深沉地抒写出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起首即言棋,从令人难忘的对弈场景下笔,一下子便引发人悠悠缕缕的棋兴。苏鹗《杜阳杂俎》:“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59年)中,日本王子来朝,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贤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一路饶”,友人是国手,难以对子而弈,故须相饶一子。杜牧是著名才子,善诗文词,亦善书画。所书《张好好诗》,董其昌称之为“深得六朝人气韵”(《渔洋诗话》);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光采照人”(《画史》)。能让一子与国手对弈,说明他的棋艺也相当高。“最宜”二字,深情可见。“檐雨竹萧萧”,暗明秋日。秋雨淅淅沥沥,修篁瑟瑟萧萧,窗下樽前,摆上精美的棋盘棋子,请艺候教,从容手谈,那是多么幽雅又令人惬意的棋境啊。
颔联转入对枰上风光的描写上:“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羸形,指棋形羸弱。这是赞美友人绝妙的棋艺,说他扶弱起危好比春泉淙淙流淌,潺湲不息,充满了生机;进攻起来突兀迅速,势如拔旗斩将,疾如野火燎原。比喻形象生动,三尺之局顿时充满活力,无比宽广,仿佛千里山河,铁马金戈,狼烟四起,阵云开合。
颈联承前,使事言棋,赞叹友人的棋风:“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周伏柱,指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著《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霍嫖姚,即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两次大破匈奴,屡建战功,曾为嫖姚校尉。这两句说王逢的棋动静相宜,攻防有序,稳健而凌厉。防御稳固,阵脚坚实,就像老子修道,以静制动,以无见有。进攻厮杀,首尾相应,战无不胜,较之霍去病鏖兵大漠,更加令人惊叹。围棋自来有兵家之戏的说法,如“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桓谭《新论》)。杜牧喜好言兵,非常注重研究军事,曾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这里以兵言棋正得棋中三味。这四句淋漓兴会,极力渲染烘托,表现出友人高超的棋艺和自己真挚的友情。
诗意至此戛然而止,至于胜负如何,诗人未说,也无须说,因为纹枰手谈,大开眼界,大得棋趣,二人友情由此而深,由此而笃。于是笔锋一掉,转入送别正题:“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所谓转入正题,不是正面接触,而是侧面揭示,以期代送。古人以七十为高寿,故多以七十为期。白居易《游悟真寺》:“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这两句即从白诗化出。杜牧作此诗时约四十余岁,若至七十,尚有万余日。因此他与王逢相约,要将这万余日时间,尽行于棋局上销用。杜牧素以济世之才自负,可由于不肯苟合,仕途并不顺,故尔常游心方罫,寄情楸枰,所谓“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题桐叶》),“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齐安郡晚秋》),“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寄李起居四韵》)等,正是这种围棋生活的反映。如今他遇上王逢这样棋艺高超,情投意合的棋友,该是多么欢乐啊。可是友人就要离去了,留下的将仅仅是“最宜檐雨竹萧萧”那种美好的回忆,是“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重送绝句》)的凄凉现实。因此这两句含蕴极丰,表面上是几多豪迈,几多欢快,实际上却暗寓着百般无奈和慨叹,抒发的离情别绪极为浓郁,极为深沉。
此诗送别,却通篇不言别,而且切人切事,不能移作他处,因此得后人好评。全诗句句涉棋,而又不著一棋字,可说是占尽风流。起二句以造境胜,启人诸多联想。中间四句极好衬托,棋妙才更见别情之重。结末二句以余生相期作结,以期代送,其妙无穷,一方面入题,使前面的纹枰局势有了着落,一方面呼应前文,丰富了诗的意境。往日相得之情,当日惜别之情,来日思念之情,尽于一个“期”字见出,实在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