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命子者,训子也。然而,从头到尾读者却没有感受到被“训”的压力,反而心中时时会涌起一股暖流,这就是诗人对其子的慈善和宽容。
此诗讲述陶氏远祖始于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且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因时运而有盛有衰,有高有低。在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著。祖父一生谨慎、正直义方、仁爱和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在感叹自己的无成以及两鬓花白而仍无子嗣时,儿子陶俨出生了。从诗人对陶俨生辰的占卜、命名取字中,表现了他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他告诫儿子说,祸福不会无缘无故到来,都是由人自己生成。望儿子能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这些无不是一个慈善父亲的殷殷希望。最后,诗人宽容地对其子陶俨说,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去做了,你还不能成才,亦无可奈何了。
另外,先祖的“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慎终如始。直方三台,惠和千里”以及“淡焉虚止”盛德风范,也深深影响着淡泊名利的陶渊明。诗人的远祖始自尧。尧之子丹朱,虞舜待之以宾礼,称为虞宾,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先祖御龙氏任职于夏,而豕韦氏又辅佐于商。陶叔又使陶祖得以昌盛。战国纷争杂乱,周王室衰微寂寞。在乱世中,贤人若凤隐于林一样隐居不仕,陶氏亦不显;纵逸之虬龙蟠绕于云间,奔逸之鲸鱼惊起于水中,群雄竞起。皇天使汉成功,并眷顾愍侯陶舍。愍侯得到追随帝王建功立业的机缘。持剑如风超越,显示了愍侯武功的高强。高祖书写誓言分封诸侯,陶舍得以分土于开封。陶青果能蹈袭父踪,而为丞相。
陶氏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后代指派分散。时运有盛有衰,有高有低。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诗人先父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嗟叹自己孤陋寡闻,望祖先之项背而不可及。看到自己两鬓已经花白,而仍无子嗣,只有影子相伴,心感惭愧。在各种罪过中已无后为最大。诗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陶俨”,希望他牢记为人要时时文和恭敬,并希望他能追慕孔汲。日月流逝,陶俨已渐长大。作者望陶俨早起晚睡,勤奋刻苦,努力成才。
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 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