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灭亡之际一位被金人虏去的弱女子写的词,描述被虏北行之经历,抒发国破家亡之巨痛。作者之父本是阳武(河南原阳)县令,在金兵南侵围城时,奋勇抵抗,壮烈殉国,妻、子一同遇难。“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韦居安《梅磵诗话》)。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此词时揪心泣血的情景。雄州,河北省雄县。
开头两句,写被金人用车载向北方出发时的情景。“朝”,点明出发的时间是在早上;“云”,点明出发时的环境气氛是那么惨淡,阴云密布;“横度”,形容阴云突如其来地漫草来。首句看似写景,渲染自然气候之恶劣;实是暗喻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形势险恶。一个“横”字,把作者那种祸从天降的特殊感受强调了出来。因此,次句“辘辘车声如水去”就直道其事了。“辘辘”,象声词,形容车轮声。杜牧《阿房宫赋》有“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之句,那是描写六国宫妃被虏秦宫之后的可悲生活,这里是写作者被虏北上、乘敌囚车、不知所往的惨痛情景。“如水去”,既写出被虏妇女之众多,又表达了将一去不返的痛苦心境,比喻生动,含意深长,道尽了国势危亡、一蹶不振,身为俘虏、前途茫茫的深哀大痛。
紧承“去”字,作者用“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再描写沿途之所见。“白草”,我国西北地区所产之草,干枯时成白色,故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北风卷地白草折”、“平沙莽莽黄入天”之句,那是描写天山一带苦寒荒凉的景象;作者在此借用字面,渲染出河北秋季枯草遍地、一片不毛的气氛。在这惨淡萧索的背景之下,只见月光清冷地照着只有三两户人家的荒村,孤零零地,没有一点活气。作者描述敌占区是这样地衰败不堪,凄凉已极,不仅揭示了金兵烧杀虏掠造成的惨象,更衬托出作者被虏离乡、身临异地那种无比悲苦的心境。上句侧重写白天之所见,下句侧重写夜晚之所见,而又互文见义,彼此映衬,合成一幅北国荒寒图,作者的满眼血泪、一腔悲哀也正涂染其上了。
上片写开始被押北行途中的情景;下片写继续北行直至雄州的情景。上片侧重写所见,以写景为主;下片侧重写所思,以抒情为主。
飞鸿草也,万结愁肠无昼夜。”这是继续被押北行途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作者眼看敌占区荒凉凄冷的景象,心头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哀,忽然看到鸿雁从北往南地飞去,不禁更撩起了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追思。然而父母兄弟均死于敌手,即使鸿雁能够传书,自己又不知道投书给谁,何况自己身为俘虏,失去自由,不仅不能象鸿雁那样飞向南方故土,恐怕连投书的自由也没有。就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愁境中,“渐近燕山”,来到雄州,离金邦的京城——那在燕山脚下的燕京已经不远了。
这句既照应词题,又开启下句“回首乡关归路难”。空见飞鸿南去,自己身陷异域,只能回头遥望那难舍难忘的故国乡土,可要顺着此路回去就比登天还难了。作者强烈的怀国思乡之情,深沉的亡国丧家之恨,无可奈何的身为敌俘之悲,已经绝望的永别家园之痛,在此一齐倾诉出来,字字饱含着血泪。结笔处,收敛了上文流露出的愁苦心绪,文字变得平实朴素,但感情却更显真切。燕山,早在靖康之变以前,同知燕山府郭药师就已投降金国,使燕山成为金人的后方重镇。这一句话中,蕴涵着深沉的家国之痛。正因为家国沦亡,她才会落入此种境地;也正因为国破家亡,她才无法再得自由。因此,末句对“乡关”的“回首”,饱含着她对故土的留恋,以及对家国命运的忧心。
这首词上片寓情于景,下片对景抒情。上下片都达到了情与景的和谐统一。同时也将强烈的思乡之情和深深的亡国之恨汹涌倾泄出来,令人悲愤无比。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