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空囊随杜甫，幸无复壁累王涯。
草根木实逃生饭，石室泥龛到处家。
天下苍生是谁误，当年悔不坏庭麻。
尚有空囊随杜甫，幸无复壁累王涯。
草根木实逃生饭，石室泥龛到处家。
天下苍生是谁误，当年悔不坏庭麻。
作者回到绍兴的时候正值秋季，所以此词从秋景起笔，“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西风有知，似乎知主人归来，殷勤地扫除门径以示迎接。西风吹得黄叶凋零了，白云萧散了。凋零、萧散，其实正是作者当时的心境的反映。此番回到故乡，他并没有感受到一般应有的那种温暖与亲切。内心有着一种难以明言的隐微情绪。“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辞官四年，自无荣耀之感，却有点悔恨的意思。离开鄞县时，王沂孙曾作《齐天乐》：“正恐黄花，笑人归较晚，”两者心境相同。回归故乡时，词人悔恨出行的失计，不免自怨自艾，心里颇不是滋味。
“萧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此句从两个方面描写了故山秋天的美景，山中弥漫着清新空气，令人神清气萧，故山的山容像美女的眉毛一般美丽。此情此景，诚然可以使作客归来的人感到赏心悦目。但“故国如尘，故人如梦”，在登临之际，徒增愁思，意兴索然，虽美景在前，也懒于一顾了。欲登临和懒登高相对，以见其愁情之重。登高怀远，招来宋室覆亡之感慨，朋友沦替之伤悼，情难自禁，则又不如不上这山为好了。“登高还懒”，词人这种复杂的感情，和李清照“怕见夜间出去”的心绪相同。
词的下片未作转换，仍然承接上片的抒情线索，作生发开来的描写。“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是作者的自我惋惜。“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意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几句，写法相当深刻，意味相当沉痛。至于“步屧荒篱，谁念幽芳远”二句，则是与上文的“寒英”“零落”紧相连接的，写得参差错落，显得章法变换多姿。
“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是此词最精彩的笔墨，用三排比短句。描绘出了一种清冷孤寂的境界，秋灯、秋雨、秋雁，所衬托的不过是一颗秋心而已。“试引芳樽”，借酒浇愁，愁更愁，以“不知消得几多依黯”作结尾，“依黯”这个词语与“依依”和“黯黯”结合，承上“故国如尘，故人如梦”，比泛言“愁苦”，要细致，要准确，值得细细玩味用它来表示这首词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意绪，还是很确切的。
在这首词中，作者多处描写故乡秋季的景物，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用较为隐蔽的手法表达了他的黍离之悲。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