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