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
这首词描写的是春光融融之中,词人在花开似锦的宫苑里,与美人饮酒赋诗、寻欢作乐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李后主作为一个文人皇帝沉湎声色、不思进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性格。全词结构顺畅完整,以意起篇,以景会意,别具特色;语言明白直快,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准确生动,亲切可人,显示了词人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
词的上片,开头两句以意起词,不是写景,而是先抒胸臆,其实是作者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是词人驾车出游、会赏春光时的经验之谈。早春之际,百花争艳正是看花寻春的好时节,行乐须及春,作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辰美景。词人有如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满心欢喜地追寻着世间的快乐。词人正是如此纯真地把游春时的想法和盘托出,其快乐是那般的真切,全然不似一般俗人的猥琐,闲散疏放之致。唐杜秋娘有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李煜词取其意用,但《金缕衣》是劝人珍惜时光,而李煜在这里却强取及时行乐之意。以此作为此词的主旨,全词基调确定如此,也使得这首词的整个思想格调不高。其中的“春”和“花”都有双重含义,既指春日的良辰美景,又指人之青春美貌,并非当真“寻春”和“看花”。后续两句承前二句之意,直接描写饮酒作乐的具体场面,酒美人也美,和下片春光之美相对应。美人劝酒,美在对手的描写,称之“玉柔”可见其妩媚多情,“缥”“玉”“清”给人的色彩感受都非常素雅细腻。唐李白《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有:“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亦是表现人物手势与物色之间形成和谐的观感效果。
词的下片进一步细写作者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的情景,继续充实及时行乐的具体内容。开头两句写作者与美人都是无拘无束地玩笑作乐,因此觉得春归也晚。“何妨”一词写出宴饮更加放浪,在饮酒调笑之间,甚至觉得连最易逝去的春色脚步都放慢了。词人在这里径自说“频笑粲”“春归晚”,即是都肯定了这两种心理状态。“同醉与闲评”以下写酒酣耳热之际的闲谈和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曹子建成诗七步俱是备受后人艳羡的文士雄才。这里是一种“移情”的描写,春来春归本是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情感要求为转移的。但是在纵情欢饮、恣意享受的作者的感觉中,许多美好的景色似乎永远不会消亡,明媚的春光似乎永远都在伴随着作者,这不是错觉,而是一种“移情”,十分真实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态。结尾两句,醉已成为“同醉”,评也已成“闲评”,作者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性格特点毕现,而作者的大部分追求似乎也只是“诗随羯鼓成”了。赋诗和评论,以羯鼓声停为限,也反映了其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
全词通篇都是描写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抒发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格调是不高的。但是这首词以意起篇,以景会意,表现结构上顺畅完整,别具特色。词中表现的内容不很丰富,相对比较紧凑,从另一方面也昭显了作者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在语言使用上,全词都有一种明白直快的特点。开篇即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后边的“何妨”以口语入词,亲切可人。而“同醉”“闲评”等,既明白,又质朴,准确而又生动。整首词都体现了一种不饰雕琢、自然清新的语言特色。
宫廷的享乐生活是李煜前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在花开似锦的宫廷中,与众美人饮酒赋诗、赏玩美景,充分表现了李煜这个文人皇帝不思进取、沉迷享乐的形象。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
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