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诗经》中有许多人物的赞歌,称赞的对象也很广泛。其中重要一类被称颂的对象,是各地的良臣名将。先秦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表达一种生活的向往。《淇奥》便是这样一首诗。据《毛诗序》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
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涉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意蕴。全诗分三章,反覆吟咏。但在内容上,并不按诗章分派,而是融汇赞美内容于三章之中。这是因为诗歌本身比较短小,不能长篇铺叙,无法按称颂对象的各个方面一一分述,只能混涵概括,点到为止。同时,三章内容基本一致,就起了反覆歌颂的作用,使听者印象更加深刻。
《淇奥》反覆吟颂了士大夫几个方面的优秀之处:首先是外貌。这位官员相貌堂堂,仪表庄重,身材高大,衣服也整齐华美。“会弁如星”、“充耳琇莹”,连冠服上的装饰品也是精美的。外貌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个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其次是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文章学问很好。实际上,这是赞美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的能力。因为卿大夫从政,公文的起草制定,是主要工作内容。至于“猗重较兮”、“善戏谑兮”,突出君子的外事交际能力。春秋时诸侯国很多,能对应诸侯,不失国体,对每个士大夫都是个考验。看来,诗歌从撰写文章与交际谈吐两方面,表达了这君子处理内政和处理外事的杰出能力,突出了良臣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歌颂了这位君子的品德高尚。“如圭如璧,宽兮绰兮”,意志坚定,忠贞纯厚,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贤人。正因为他是个贤人,从政就是个良臣,再加上外貌装饰的庄重华贵,更加使人尊敬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章结束两句,都是直接的歌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从内心世界到外貌装饰,从内政公文到外事交涉,这位士大夫都是当时典型的贤人良臣,获得人们的称颂,是必然的了。此诗就是这样从三个方面,从外到内,突出了君子的形象。诗中一些句子,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成为日后人们称许某种品德或性格的词语,可见《淇奥》一诗影响之深远了。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