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满江红，双调九十三字，前阕四仄韵，后句五仄韵，前阕五六句，后阕七八句要对仗，例用入声韵脚。以岳飞词《满江红·怒发冲冠》最为有名。南宋姜夔始用平声韵，但用者不多。
题中“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吴城山”地名。据《太平寰宇记》：“南昌县……吴城山在治东一百八十里，临大江。”船经常航行到这里风浪所阻。张孝祥《吴城阻风》诗中云：“吴城山头三日风，白浪如屋云埋空。”形象地展示了江涛汹涌的险恶景象。
此词开头“春水迷天”两句，点出天气骤变，风浪连天江面无比险恶。作者紧扣住词题“阻风”下笔，而写得气势雄伟。在旧历三月，春暖雪化，江水猛涨，此时正值桃花盛开的的季节，故称“桃花浪”。杜甫《春水》诗：“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词里“风浪”二字连用，便在烟水迷茫的景象中显示出了一股汹涌险恶的气势。“云乍起”二句承上实写舟行所遇的险境。一个“还”字，既写出江面恶劣的环境延续，又暗示了时间的推移。这样开头几句就把行舟为风雨所阻的情况充分表现出来。“云卷芳洲生杜若”二句，由远及近，写景如画。“杜若”，香草名。屈原《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在长满一片嫩云芳草的水洲边上，舟泊烟渚，雨中落帆，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笔墨苍润的烟雨落帆图。
“傍向来沙嘴共停桡”二句，写停泊的情景。“向来”，即适来，“沙嘴”，即沙洲。晏几道《玉楼春》：“停桡共说江头路。”词人产生遇风浪而飘泊天涯的情怀，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铺垫。
“寒犹在”以下四句，承上转下，由景及情，描写了寒夜停泊的情况。而“倚篷窗无寐”二句，更进一层，倚窗独酌，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既表现出人物的孤独感，又是上文“愁肠”的进一步深化。“寒食清明都过却”二句，笔墨宕开，但与作者当时的心境相连结。词人想起清明节都已过去，自己早就误过归期，辜负了佳人相约的一片深情，心中充满了焦虑和痛苦。
结末“想小娄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句化用柳永《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词意。如果说柳永词中的“误几回”更觉灵动，那么这里的“人如削”就更能传神。唐代元稹《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诗：“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不过，词中不是写自己，而是从对方着笔。本来是自己思归心切，却说佳人在小楼里终日痴望希望自己归来。这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是虚写更展示了作者急切回去的心情，但运用了“终日望归舟，人如削”这样具体细致的情节描写，不仅显得真实，化虚为实，而且把埋藏内心的思归意蕴充分刻画出来。
这首思归的词作，以景起，以情终，全词情景交织，然而在抒写旅途停泊时的感情起伏动荡，尤擅长于勾勒铺叙。这与柳永擅长表现羁旅行役的题材而又尽情铺展的格调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北宋词人周邦彦的一首爱情词。
恋人们谈情说爱，很注重选择环境。如幽雅的小径，浓密的树荫，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坪，悠悠的湖水，淡淡的月色，蒙蒙的薄雾，等，能造成一种和谐、安宁和神秘的抒情氛围，给双方提供一种心灵得到净化，情绪获得安抚，感情引起愉悦的美感效应。
词一开首，便以上段大半篇幅交待恋人所处环境：湛蓝明净的天穹，散飘着几朵橙黄透亮、轻盈菲薄的鱼尾霞，它的莹莹光泽，将远方的树林镀上一层淡黄的亮色，翠绿的草地和绿色的树林平整得壁也似的与天相接。近处，纤尘不染的树叶，在朝暾的辉映中，像半透明的碧玉叶儿一般，迎风轻举，光华熠熠，眩人眼目。就在彼时彼地，一对恋人相逢了。这哪里是相逢在人间！分明是蓬莱仙境啊！“一笑相逢”，是此词所再现生活事件的主要内容。词中叙事性话语还提示读者：这对情人幽会的地点，当在远隔闹市、风景优雅的处所。他们之间有十分真挚的感情，作者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纯洁而高尚的，所以写他们相逢，彼此都感到尘世间那些风月场上庸俗的爱，如同尘土一般低下、无聊。
“剪水双眸云鬓吐”，选择眼睛和鬓发为视点，极写女方雍容袅娜的美貌。那一对水汪汪的明亮的眸子，仿佛被上下眼睑一眨一眨地剪开，显出一种流动的韵律之美；那蓬松轻盈而细滑的黑发，如云朵般向外喷吐，也是以一种动势，写其秀发的诱人的青春活力。
接着写两人情投意合的亲切情状。女方不断劝酒持觞，像倾瓢酌天浆一样，使对方有一种陶醉的幸福感。“醉倒天瓢”，是以浪漫的夸张手法，写女方的殷勤以及男方酒逢知己饮的爽快和尽兴。典出韩愈《调张籍》诗：“举瓢酌天浆”。此刻女主人公仍旧谈笑风生。醉眼朦胧的男子听到心爱的人的欢声笑语，只觉得眼前缭绕香烟，是从伊人笑语里生出的青雾，弥漫在房间，真实地表达出当事人如醉如痴、似仙似梦的意态。这对情侣的欢情，至此已达高潮。女主人公此刻忽乐极生悲，她暗自叮嘱自己：趁此次相会还未完结，就须好好记住这次相逢的情景了！因为这是好几度的落泪，等了好些个年头才盼来的相聚呵！
“桃花几度吹红雨”，指女主人公会面前的相思痛苦，就像桃花被风雨摧残一样，经常胭脂与热泪交流。“几度”花落，还暗含过了几个年头的意思。正由于“桃花几度吹红雨”，便更应该珍惜今日，珍惜此刻。
这是一首典型的写情人幽会的叙事性作品，尽管像“人间风月如尘土”这种评价性话语含带抒情因素，但整首诗的创作目的之重点是在写一个特殊场景中人物的特殊生活体验及心理意绪，而并不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作者创造出的这个情人幽会的生活场景，像一个动人的戏剧片断一样，给读者留下了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
刘禹锡在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郎州司马，到元和十年（815）离开。此诗即作于郎州任上。
春天悄悄地来了，小小的昆虫也抖擞精神活跃起来。反顾自己，却似屈原当年之被馋放逐，有家难归。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察觉往昔自己的天真幼稚。异乡度岁，旧友星散，梦庭冷落，这已经够凄冷了。作者又以儿童过节时候无忧无虑的欢乐、嬉戏作衬托，更深一步显示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透过诗歌表面郁气的平缓、冷静，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灵魂的颤动、不平。
见于姜云选注的《古人吟佳节：节令诗三百首》中的第6页-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