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三句:我早已历尽天涯离别的痛苦,想不到归来时,却看到百花如此零落的情景。开篇即直陈久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词人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的,时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分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二句:我跟她,在花底黯然相看,都无一语。绿窗下的芳春,也与天时同样地迟暮了。“无一语”,益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人们年华迟暮。作者以花喻人。“零落花如许”的“花”字,当即暗喻妻子。“零落”的是她的青春,她的美丽。这些年来,词人忍受了多少离别的煎熬,如今兴冲冲归来,不意却是如此境况,愧、悔、爱、怜齐集心头,真是离别苦,相见更苦。最妙的是“花底相看无一语”之句。这里的“花”无疑指庭院中的花树,花底看“花”,花面交映,真是浑然一体。大自然的“花”与人间的“花”一样,在这暮春时节,都开始走向“零落”。这其实是在暗喻零落的是他们的青春。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三句:本来准备在夜阑灯下,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娱,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最是”二句中“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在词的下片作者把时间推向了夜晚,把地点推向了闺房,“花底”变成“灯下”。夫妻款款细语,互相诉说着多年来的别情。这短暂的良宵,短暂的欢会,能抵消那么多的相思之苦吗?纵使无穷的“旧恨”从此都烟消云散,都能够化作“新欢”,但令人十分无可奈何的是,青春已经逝去,朱颜已经暗淡,正如窗外的一树花影,也正在悄悄地凋零。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二句: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离树飘零的落花。“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
这首词一改前人写重逢之喜,而抒重逢之苦,富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以花暗喻妻子,通过写忍受离别的煎熬后回家看到的境况,表达了作者心中愧、悔、爱、怜齐集的复杂心情,抒写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的感叹。
这是描写百官上朝场面的一首作品。这首诗的政治色彩很浓。皇宫豪华的气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时严肃隆重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晓。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
这首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全诗用比较贴切的文字描写场面,虽说用到一些褒义的修辞,但是却没有出了早朝大明宫这个场面,用字很集中,并没有用使读者有更多题外思索的字眼,说白了就是意境上苍白,虽然有词藻的堆叠,可是还是落在俗套里。不过或许是场面过于宏大,诗人作为一名官员,能如此下笔已是难能可贵了。
用紫陌形容甬道,前人的诗里就有,不新鲜;对青琐的描写,也很平常;建章殿是汉代的宫殿,这里因为避讳而代指唐朝的宫殿,走了一般的路子;大臣受皇恩而得以站于凤凰池上,这更是封建社会千年的传统;至于朝朝协助君主,古代三纲中臣以君为纲讲了好几千年了,写出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也是因为这首诗记载的场面在那个时代日日重演,所以诗还是有了历史见证一样的作用。
政治色彩浓厚的诗通常因为要表达主观上的尊重及客观上的严肃,诗写出来个性却不突出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写宫廷生活一定不能加入个人色彩,而是说封建社会里的诗人写宫廷生活就会免不了有如此的缺憾,在当时政治局面是不允许他们那样的,和现在写诗不一样。现在讲民主,批评起时事来可以酣畅淋漓得加进自己的感情。可是那个时代写诗却是不兴这样的,一旦如此,就会被人另眼相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写一个宫廷生活的场面,不是为了让人躲着自己,在这里诗人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场面,从而了解自己也是个本分的臣子,要不然这首诗不会写得如此直白。
读者如果能体谅贾至不能免俗的原因,那就会明白诗里那些臣子为什么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就会较为容易得理解在那座华丽的宫殿上演出着一幕什么样的大戏。
荀巨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的病友,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这样的友谊,才是君子之交。义气,不会因富贵贫贱或生死祸福而改变立场与做法,义气是为了正当的事情,而主动愿意替别人承担危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气度,这也是“真”、“诚”的一种体现。一桩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可见“义”以及道德的强大感化力量。 这则故事除了让我们见证到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外,荀巨伯在生死关头还能不忘圣贤书所言,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行为,更让我们学习到读书人笃行真理的精神。
从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做人应该讲情意,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他人性命,更是拯救了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 坚守信义、大义凛然、对友忠诚、舍生取义、重情义、把情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样的人是我们去尊敬的,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是文章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