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这首词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一样,也是就题发挥,咏刘郎在天台山遇神女的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鸟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唐五代词以《天仙子》为词牌的作品多用刘阮事,托意仙缘,实写人情。与《天仙子·晴野鹭鸶飞一只》不同的是,此词写天人相隔,仙人的恼恨与世人全同。
此词“踯躅花开红照水”写环境,以“鹧鸪飞绕青山觜”写刘阮经岁而归人间的依依之情。最后不写刘阮恼恨不能复返,却从天仙懊恨人神千里之遥,不复再见,更觉深透一层。全词句丽而意清,语真而情挚。
第一首对吴人歌《陌上花》事作了概括的叙述。首句由眼前景物写起:春天时节,陌上鲜花盛开,蝴蝶在翩翩飞舞。这迷人的春色,跟“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时的景象并无不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吴越王朝早已灭亡,吴越王妃也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令人凄然的故事传说。故次句紧承首句,转出“江山犹是昔人非”,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已成过往的人事,两相对照,发出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概。三四两句着眼于吴人歌《陌上花》事。尽管吴越王朝!的遗民已渐渐地衰老,但游女们仍在长声歌唱《陌上花》,以寄托对王妃的追忆与悼念。这说明《陌上花》流传颇广,在吴人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首写吴越王妃春归临安情景。春天来了,陌上的无数山花争奇斗艳,王妃按照惯例,乘坐富丽的翠軿,又来到了临安,吸引了过往的路人竞相观看。诗人以“山花”“翠軿”来衬托王妃的青春美貌,又以“路人争看”渲染王妃归来的盛况,透露出吴越王朝曾有的一点承平气象。三四句是设想之辞。意谓如能留得青春在,王妃即可遵从吴越王的嘱咐“缓缓而回”,尽情观赏临安旖旎的春光。“堂堂”,指青春。唐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摧人故故生。”青春,一语双关,有青春年华,也有春天之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然而,无论是春天还是人的青春年华,都不可能永存长在,因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类的风流轶事也必然有终结之时。
第三首慨叹吴越王的去国降宋。头两句即以鲜明的对照说明:吴越王及其妃子生前的富贵荣华,犹如草上的露珠,很快就消失了,但其风流余韵死后仍流传于《陌上花》的民歌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长久的;帝王的富贵与吴人无关,而他们的风流轶事,由于含有普通人的情感、爱情的因素以及多少带有悲剧的色彩,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致通过民歌来传诵。最后两句写吴越王虽然已去国降宋,丧失了帝王之尊,却仍保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惯例;可叹的是,“王妃”的身份已改变为“妾”,“路人争看翠軿来”的盛况大概不会再出现了。细品诗味,其中不无诗人的深沉感概和委婉讽喻。
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哀思,而宛转凄然则成为作者的抒情基调。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诗中感慨人世荣华富贵,虚名浮利的过眼云烟,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凋谢不见;人们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全如那清晨草头上的露水,不多久就散发消失;死后所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上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民歌原来就“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经苏轼润色创作的《陌上花》,既保留了民歌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质,又显得语言典雅,意味深长,诗情凄宛。诗中多用叠字,如“垂垂”,“缓缓”,“堂堂”,“迟迟”等,不仅恰切地描摹了人物的情态,且能增加节奏感和音乐美。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