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客旅之词。全词以时光的转换为线索，表现了冷秋萧瑟清寒中作者因人去屋空而生的凄切孤独感。作者意写心境、写情，但主要笔墨却是写环境，而白日萧瑟清寒的环境浸透了主人公的凄清之感，夜半沉寂冷落的环境更浸润了主人公的孤独感。词中刻画寒夜酒醒，百无聊赖的孤苦形象，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刻画孤凄意境。这种凝练冷沉的风格，与周邦彦小令词高华清丽的主流风格有所不同。
上片一开篇就推出了一个阴雨连绵，偶尔放晴，却已薄暮昏暝的凄清的秋景，这实很像是物化了的旅人的心境，难得有片刻的晴朗。“秋阴时作渐向暝”，这是以白描手法勾出秋天时阴时晴、阴冷、黯淡的特点，这似乎是客观事物的直叙，然而一句“变一庭凄冷”，就将词人的感情突现出来。“一庭”即满庭。着一“变”字，将“凄冷”与上句联系起来，揭示了“凄冷”之因。同时将自然与人的感受融在一起，表现了景中情。在这“凄冷”的庭院中，词人“伫听寒声”。这久久的伫立，静听寒声，可见出人之心寒、孤寂。这寒声是秋风飒飒，秋叶瑟瑟，秋雁哀鸣，这寒声加浓了羁旅“凄冷”的况味。歇拍“云冷无雁影”一句，词人不仅在满庭凄冷的环境中伫立，静听秋声，而且还在寒声中追寻那捎书的鸿雁，然而望尽云霄，只听哀鸿长泣，不见孤鸿形影，留下的是更加冷重的寂寞之感，也触发了词人思乡念亲之情。
在沉寂之中推出了过片：“更冷人去寂静”，把上下片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而且将词境更推进了一步。“人去”二字突兀而出，正写出身旅途的旅伴聚散无常，也就愈能衬托出远离亲人的凄苦。同时“人去”二字也呼应了下文孤灯、酒醒。临时的聚会酒阑人散了，只有一盏孤灯曳的微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粉壁上。此时此刻，人非常希望自己尚酣醉之中。可悲的是，偏偏酒已都醒，清醒的人是最难熬过漫漫长夜的，旅思乡愁一并袭来，此情此景，难以忍受。这首词全无作者惯有的艳丽之彩，所有的只是一抹凄冷之色。
这首词不仅切合音律，而且精于铸词造句。“秋阴时晴”，一个“时”字表明了天阴了很久，暂晴难得而可贵。“伫听寒声”两句写得特别含蓄生动。寒声者，秋声也。冷秋之时，万物萧瑟寒风中发出的呻吟都可以叫做寒声。词人笔下的孤旅伫立空庭，凝神静听的寒声，是云外旅雁的悲鸣。南飞的雁都因浓云的阻隔而不能一面，自然是凄苦的情景。
整首词中几乎一字一句均经过刻意的琢磨。可以说通篇虽皆平常字眼，但其中蕴含有冷挚情思。这也是周邦彦词的一大妙处。全词取境典型，结句直接抒情。全词以时间为线索，章法缜密，构思严谨。意象鲜明，人与物、情与境，浑然融为一气。感情步步推进，格调清峭，情味淡永。
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
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
此诗写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有人坐车从里中经过，看见有两个或数个小儿在啼哭，看长相像是同父亲兄弟，因为小儿哭得太悲伤了，所以乘车的人走了过去又不能不回过车来，询问小儿哭的原因。听了小儿悲惨遭遇的诉说，他悲叹不止。
孤儿的悲啼，是汉乐府民歌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这首诗和《孤儿行》等篇一样，表现了对被抛弃蹂躏的孤儿的深切同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上留田行》没有《孤儿行》那么多的细节描写，诗人只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作为兄长的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一个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从幼弟的哭泣和路人的感叹中，兄虐其弟的情境，使人自然领悟。
这首诗歌构思颇为新颖，开头两句从乘者眼中写啼儿，不蔓不枝又似在目前。后两句一问一悲，含无限情节于言语文字之外。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不仅啼儿答语未揭出，作者已完全将啼儿抛置一边，只写问者之悲，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天地是无限的。王粲《七哀诗》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写法上，显然受《上留田行》的影响又有发展。两诗相比，王粲诗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
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此诗“不是全章”。按照叙事诗的要求，它确实需要补出许多内容。但汉乐府的叙事，常常不拘于事件首尾的叙述，而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点去集中描绘，这是一种成功的笔法，也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再加上任何内容，都会成为画蛇添足，破坏这首诗的简洁和含蓄美。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当与《孤儿行》比照阅读。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