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借服药求仙喻已,暗寓有德能的人不会有违心意。
“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陈述诗人丹灶已泥好、结伴赤松仙人回归的景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情趣。
“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描绘一幅山神助药成丹、炉火自飞飘逸的幻美仙境,宛如“若有道者登居之,则山神助福”一般。
“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刻划出李白超凡脱俗的想像力,也借双凫的典故,暗寓从政与成仙并非不可调和的。
前四句前解,炼丹的炉火不必一定确有其事,即使真的没有,也没有需要说清楚,留给与诗人一般的有德能的人,寄托内心处的雄心,悠然自得,闲情自乐。虽说这样,成仙还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是否妥当,方相适应。正如深山闲院,是地利;晚年绝欲,是人和;长夏凉风,是天时;却病摄心,是妥当。除了这四个因素之外,就不要妄意成仙了,甚至如崔,现为雍丘,而署安丹灶,这真是老大不方便啊。看诗人这四句诗意,全是满肚不悦的情愫,也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不甘之情。
一二句,说从政久早已忘机,与仙理冥合,合乎情理;三四句,说现今从事炼丹,一定能够超凡脱俗而离去,反之便是服药求仙不是为政之道,雍州公廨不是烧丹的地方。而其词令乃更委婉,这不是其他诗人所能醒悟的。
后四句后解,只为要问他“但”字、“何”字,言崔信慕既笃,功夫转深,神必将助,火必自飞,理之自然,固不必说。但不知既生羽翼,乃欲何去?雍州苍生,又如之何?真是教他挢舌抵齿,无法应对,妙绝妙绝。
解读此诗,始知全集中有无数神仙丹药之妙语,皆是当日雄心寄托。所谓世上绝顶聪明男子,则如先生者是也。
作者首先叙述了离家远游,备尝旅途艰辛的情形,文章中似乎看不出鲍照对到江西上任的旅程感到丝毫的愉悦,“寒雨”、“严霜”、“悲风”使整个气氛感染了一丝清冷。旅途的艰辛,更增加了他对亲人的思念。
接下来作者以凝练的文字总写大雷岸地形。作者虽出身低微,处处受到压制,但却有宏图之志。可以说刘义庆对他的欣赏使他得到了一次施展壮志的机会。赴任途中,望眼川陆,一腔久藏于心的壮志豪情不免喷涌而出。作者从南、东、北、西四个方向分别描写了途中所见的高山、平原、湖泽、江河。他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崇山峻岭怒起竞胜、雄壮飞动的气势;用白描手法对比写出了暮色来临时秋野的静谧、肃杀与湖泽的喧嚣、繁茂,“静听无闻,极视不见”突出的是原野的宁静,“号噪惊聒,纷乎其中”突出的是湖泽的嘈杂,“寒蓬夕卷,古树云平”突出了秋野的萧条空疏,“苎蒿攸积,菰芦所繁”突出的是湖泽的繁盛茂密。面对奔腾向西的大江,络绎不绝的舟船,作者不禁有了感叹。“思尽波涛,悲满潭壑”写出了他处处受制于人的处境,“烟归八表,终为野尘”写出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满、蔑视、反抗。
在对景物作了全方位的关照之下,作者又把视线聚焦于庐山。他写出庐山在烟云夕照的变幻中气象万千、雄伟壮丽,接着写洞壑驰骋,大江恣肆,排山倒海,瞬息万变之势,这种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不由感到“愁魄胁息,心惊慓矣”。
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惊涛骇浪之后,作者突然把笔锋一转,悠然地描写起水中的草木虫鱼,这些奇禽异兽出没于沙丘草洲之间,栉风沐雨,悠然自得,为整幅汹涌澎湃的水景图增添了一番优雅闲逸的情趣。最后,作者通过“夕景”、“晓雾”、“孤鹤”、“游鸿”、“樵苏”、“舟子”等意象,渲染了一幅萧疏的画面,并托眼前的孤鹤游鸿给妹妹寄出无限情思,表达了对妹妹的关爱。
这是一篇色彩瑰丽、写景如绘的骈文家书。作者运用生动的笔触、夸张的语言,描写他登大雷岸远眺四方时所见的景物,高山大川,风云鱼鸟,都被他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成为一幅风格雄伟奇崛,而又秀美幽洁的图画。同时作者也写了自己离家远客的旅思和路上劳顿的情形,感情与景物交融,使文章充满了抒情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