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重山》虽然没有《满江红》家喻户晓,但是通过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表达了作者隐忧时事的爱国情怀。
上片着重写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昨天夜里蟋蟀一直鸣叫不停,使作者从金戈铁马对抗金兵的梦中惊醒了,而此时已经是深夜的三更天了。“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停地呜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使克复中原的责任更加沉重,“惊”字充分表达了在秋夜蟋蟀的凄清呜叫中作者终夜难眠的情景。“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这一句通过叙写被梦惊醒来表现作者日夜牵挂的都是国家的战事和兴衰。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被梦惊醒后,因梦见战场战事而忧国忧民再无睡意,独自在台阶前徘徊。周围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只有天上的明月散下淡淡的冷光。深秋的月夜,凄清冷淡,表达了作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与凄凉心境。“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其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上阕用简洁的语言和平淡的叙述质朴地展现出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其简沽有力、朴素真切的文风,确实展现出一代英雄的真性情和其所面对的历史情景的复杂性。
下片抒写收复失地受阻、心事无人理解的苦闷。
换头三句,慨叹岁月如流,家乡长久沦陷,归期遥遥无望。作者自二十岁从军,出生入死,与金兵浴血奋战,决心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五岳祠盟记》),为国家建立丰功伟业。可是十多年已经过去,头发也白了,仍未能返回故园,实现还我河山的伟大抱负。每当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呢?所谓阻归程,实际并非指山高水深,道路遥远,难以归去,而是暗喻着对投降派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当时正是秦桧弄权,气焰十分嚣张时候,作者不便明言,所以用含蓄的表现手法,弹出弦外之音,让读者去体会。
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危,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秦桧上台后,迎合赵构的旨意,对坚持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将他的亲信和爪牙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以便实现其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这三句表达了作者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反映了投降派统治下南宋的黑暗现实。
上片是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忧国忧民使他愁怀难遣,在凄清的月色下独自徘徊。下片写他收复失地受阻,要抗金却是“知音少”,内心郁闷焦急,用了比兴手法。作者隐忧时事,吞吐曲折,委婉含蓄,流露出悲凉悱恻之思。全词所展现的沉郁悲怆情怀,节制而深层,忧思而压抑。至其《小重山》词,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则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如此评断,亦可谓知道岳帅之良苦用心也。
从写作手法说,《满江红·怒发冲冠》多用赋体,直陈其事,慷慨激昂,凝聚着岳飞忠贞报国的豪迈精神和战斗雄姿。这首《小重山》则多用比喻,曲折地道出心事,含蓄委婉,抑扬顿挫,情景交融,艺术手法是很高超的。这首词虽然短小。但含蓄隽永,明丽婉转,寓情于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和忧国忧民的悲苦心境。
曾有一段时间,对古典诗词的评论,有人以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分高下,于是认为,岳飞这首《小重山》情调低沉,不如他的《满江红》创意高。其实,对事物的评论,应当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可以表面上的一刀切。情调高昂的作品固然好,但不能把高昂误作为粗犷叫嚣。情调低沉也并非消极。岳飞的《满江红》与《小重山》词均表达了他的抗金以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只因作词的时间与心境不同,因此在作法上遂不免有所差异,实际上异曲同工,又焉可用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区分其高下呢?况且作词常是要用以兴浑融、含蓄蕴藉的方法以表达作者的幽情远旨,使读者吟诵体会,馀味无穷。岳飞因为壮志难酬,胸中抑塞,所以作这首《小重山》词,用沉郁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这也正是运用词体特长,正如张惠言论词时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对诗词评赏也应明白这一道理。
此首为思妇之词。开头两句,通摄全词,点明由春色引起春恨。上片主要写春色,下片主要写春恨。上下片仿佛两个相连的画面,全词情景交融。
开始两句十二字,内蕴丰富。“深闺”暗示抒情主人公是少妇,面对恼人春色,不禁情思绵绵。一个“劳”字透露出她那“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的隐痛。由“劳”瘁而怨“恨”,可见其爱之深切。“恨共春芜长”,佳在“春芜”一词含义双重面使全句意味隽永。以春草喻离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远如“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又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以上“春草”都是本义,没有引申之意。而“恨共春芜长”的“春芜”,除春草本义外,还隐寓行人之意,也就是说此句不仅有闺中人的怨恨随着春草不断增长之意,还含有“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人越远、恨越长之意。这就深化了诗意,即前人所谓得“句外意”之妙。下面三句写景,以具体意象补充首句“春色”,选取深闺“琐窗前”的视角写思妇所见所闻。“黄鹂娇啭泥芳妍,杏枝如画倚轻烟”两句宛如五代花鸟画,用笔工细,着色鲜艳。前一句声色并茂,以声为主,富有动势。黄鹂的婉啭娇鸣,似与满园春色而共语。后一句写杏枝倚立于淡淡烟霭中,恬静如画。这春色以黄鹂、红杏为主,缀以群芳的姹紫嫣红,一片暖色,再加上黄鹂悦耳的娇啼,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不足喻其美。少妇透过琐窗听见以上春光,当比“忽见陌头杨柳色”感触更为深婉了。上片如从思维顺序出发,触景而生情,则开头两句亦可算是逆笔。
从上结至过片,时空转换为另一个画面。张炎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词源·制曲》)“凭阑”句既自成画面,又未断意脉。原来闺中人被春色所吸引,不满足于隔窗观花,她轻移莲步,款款伫立于阑干旁,含愁凝眸。“双娥细”,以秀眉的细长以形容其青春貌美。“‘柳影斜摇砌”,是思妇凭阑所见,也是下片唯一景语,寥寥五字,一波三折,确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表层意思是柳条之影因风吹斜而摇曳于台阶,但其中还隐含摇落了杨花、杨花飘落于“砌”两层意思。这三层意思浓缩于五字句中,写得极密。五字中没有“杨花”字样,而于下文显现,是诗人匠心所在。下文思妇的内心独白,由上片的蓄势,直至此句才引发出来。从杨花的摇落,联想自己红颜将凋零,所以她痛苦地唱出了全词的最强音:“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和开头暗相呼应。她终日盼不回丈夫,怅恨之情悠然而生,于是嗔问道:“你倒是回来不回来?叫人家成天价象在梦魂中一看,跟着那漫天的柳絮,绕世界去神游寻觅!”这种奇思遐想,意味深长,倾吐出少妇的无限离愁和情思。“魂梦逐杨花”为思妇词开创了新的意境,对后代有所影响,如晏几道名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似受此词启发,又如章楶的《水龙吟·杨花》以及苏轼的和词,咏杨花而和思妇情怀相联,也似乎受到此词的影响。
《花间》词温庭筠多丽藻,韦庄多质朴语。顾敻成就不及温、韦,此词却能熔丽藻与质朴于一炉,使之疏密相间,恰到好处。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